也许是科举打击对他的影响太大，与他晚年所用的别号“赧翁”一样，仿佛因害羞而避世、隐世，害怕与官员接触，传说一位同乡受李鸿章重托，转弯抹角请他题字，他写好发现有李鸿章的字号，坚决撕碎了已经写好的条幅。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不肯随俗，身为一字千金的书法大家，不肯折腰于肯出大价钱买字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宁肯固守清贫，孤芳自赏。他曾反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并贴在门上：“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传说他给钱越多越不写，官品越高越不写，反映了他避富避官的内心世界。

　　据说他的同乡弟子、书法家钱罕（1882-1950），原名钱富，拜师时梅调鼎嫌其名太俗，改名钱罕。实际上功名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要取之有道，无可厚非。殊不知他本人的“调鼎”大名，也是对功名的莫大向往。

　　“年年年底少青铜，惟有今年分外穷。薪水用残厨灶冷，衣裳典尽箧箱空。”梅调鼎晚年常有断饮之虞，从他的自咏诗中可以读出难保温饱的困境。死时家徒四壁，无钱葬身，只留下几箩长年丢弃的废字和草稿。几位墨友将这些大小不一、真草混杂、风格各别、支离破碎的剩字残篇编成集子，捐钱印制，取名《赧翁集锦》，到上海义卖时被抢购一空。正是这些断简残篇，集中了他各个阶段之书法大观和艺术造诣，被书家视为珍品。

　　梅调鼎视书法为生命，他的气节虽然值得称道，但在笔者看来，追求书艺与生活质量并不矛盾，如果他能以开明、开放的心态，不仅可以改变他的生活，还能留下更多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艺术将能得到更好的弘扬和传播，他的人生将更为精彩。笔者在同情他不幸人生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扼腕叹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