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胡适再次赴美，所不同的是，此次担负寄茶任务不再是胡适的母亲，而改成妻子江冬秀。如1938年胡适给冬秀信中写道：“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及至后来茶收到了，先生又立即回信道：“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1939年4月，先生再次嘱托冬秀寄茶，但这次要求寄的茶有所变化：“(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从信中看得出，随着先生交际日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喝茶档次和品种以及茶叶数量不但在变化，而且极力宣传华茶，这在先生后来的家书中更可证明。“治平能替我买好的新茶(龙井)，望托他买二十斤寄来。1940年3月20日”；(收到)“茶叶两批，一批是你寄的，两箱共九十瓶，另红茶一盒。一批是程士范兄寄的红茶五斤，两批全收到了。1940年7月29日”。值得注意的是后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红茶。当时红茶共有祁红、滇红、川红、闽红等品种，而胡适祖籍徽州祁门县所产祁门红茶，又为这些茶中之极品。因此，无论是从先生地位身份，还是从先生乡情之恋来看，所钟爱的当是祁门红茶无疑。

　 以瓶装茶，可谓是胡适的创造。而他的饮茶之法也同样很有特色。下面介绍几例，以窥一斑。

“儿室中有小炉子，有时想喝茶，则用酒精灯烹茶饮之，有时有朋友相访，则与同享之。”这是胡适　1916年在美留学时的饮茶法。类似的与人共享饮茶法，先生是经常使用的。又如1937年11月15日，先生记道：“今早九点，我坐汽车回到纽约，中午在哥伦比亚大学同一位老师吃饭。下午有人来吃茶，谈了二点钟。”以茶待客，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可以想像，只有茶好才有情好。至于独饮，先生的饮法是地道的中国式了：“回家吃了晚饭，觉得还有些醉意，便睡了两个钟头，起来喝了一壶茶。”这是1918年2月先生在国内的喝茶小景。以壶饮茶是中国茶道的独创，所以即使旅居国外，先生对这一国粹理所当然坚持不懈了。“林先生带来茶叶三瓶，都收到了。茶叶很好，我有工夫在旅馆，总泡一小壶喝喝。”这是1938年4月先生所记的纽约饮茶生活。如果说独酌独饮是先生一种悠闲消遣的享受，那么以茶驱疾即是先生对茶寄托的另一种企盼了。“冬秀，我(1939)十二月四日到纽约，晚上演说完后，我觉得胸口作痛，回到旅馆，我吐了几口，都是夜晚吃的甜东西。我想是不消化，叫了一壶热茶来喝，就睡了。”

　胡适嗜茶成癖，世人皆知，故他的亲朋至好纷纷以茶这一独特的媒介来向他表达热忱之情。如1946年6月，胡适从美归来赴任北大校长，7月20日上海的文化界在国际饭店专门为其举办了“迎茶会”。又如1953年1月19日，胡适去日本，日本文化团体为其专门设置了“招待茶会”。再如1961年10月，先生的夫人江冬秀由美返台，中研会全体同仁眷属又专门筹办了“欢迎胡夫人茶会”。

　 胡适因茶受敬固然是其高兴的一面，然而先生因茶受累又有其尴尬的一面。这里仅以先生拒做茶广告一事为例。

　 1929年7月27日，上海裕新茶店老板给胡去信，请求同意其打出“博士茶”牌号来推销茶叶。先生回信道：“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此种举动，不知者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