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的十几句话，包括了择茶、择器、择水、候汤以至水质品评的内容，而且已开列了后来被称为“工夫茶四宝”即铫、炉、壶、杯中的三宝。所以，这则地方志资料虽然未出现“工夫茶”的名目，却已具工夫茶程式之实。值得注意的还有后段“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那句话，它说明了，上述的瀹饮法在当时已相当普及，只可惜没有像彭县令那样的文人为之写记，或加以归纳总结，著成专书使之传布四方而已。

　　一般说来，一种习俗从萌发到定型、普及，都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自然不应把乾隆二十七年作为形成该习尚的时间上限。

　　二十四年后，即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袁枚在《随国食单》中记下他饮用武夷茶的经过和感想：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朴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