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科举打击对他的影响太大，与他晚年所用的别号“赧翁”一样，仿佛因害羞而避世、隐世，害怕与官员接触，传说一位同乡受李鸿章重托，转弯抹角请他题字，他写好发现有李鸿章的字号，坚决撕碎了已经写好的条幅。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不肯随俗，身为一字千金的书法大家，不肯折腰于肯出大价钱买字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宁肯固守清贫，孤芳自赏。他曾反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并贴在门上：“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传说他给钱越多越不写，官品越高越不写，反映了他避富避官的内心世界。

　　据说他的同乡弟子、书法家钱罕（1882-1950），原名钱富，拜师时梅调鼎嫌其名太俗，改名钱罕。实际上功名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要取之有道，无可厚非。殊不知他本人的“调鼎”大名，也是对功名的莫大向往。

　　“年年年底少青铜，惟有今年分外穷。薪水用残厨灶冷，衣裳典尽箧箱空。”梅调鼎晚年常有断饮之虞，从他的自咏诗中可以读出难保温饱的困境。死时家徒四壁，无钱葬身，只留下几箩长年丢弃的废字和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