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陈宗懋认为，农残标准的巨大差异，与各国在茶叶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关，并不意味着制定标准严格即为安全。

　　“一般来说，茶叶进口国的标准偏严，比如欧盟；而出口国的标准则相对较松，比如中国、印度等。”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制定标准时，除了保障食品安全，贸易利益也是各国考虑的因素。”

　　日本奉行的做法就是这一现象的有力佐证。“日本既是茶叶出口国，也是茶叶进口国，这导致了它的农残标准有严有松，凡是其在国内使用的农药，标准就定得宽松，以利于产品出口，不同标准之间的差异可达几百倍。”

　　再看欧洲。欧盟针对茶叶农药残留制定的标准多达1135个，其中有438个是针对欧盟允许施用的农药。但陈宗懋透露，这438个标准中的90%，连同另外近700种禁用农药，其标准的确定其实并未经过严格的实验程序，而是直接使用了检测仪器的最小检出量。

　按正常流程，一个茶叶农残标准的诞生，要经过大田实验、植物残留监测、室内毒理实验、生态环境评价、专家论证与风险评估等一系列步骤，之后还要按世界茶叶最高摄入量做几十次泡茶实验，并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化合物最大摄入量比对，最终才能得到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的出台要耗时几年，而且必须进行大量实验。”陈宗懋说，“所以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标准越严，就说明它的标准越科学。”

　　“恐茶症”如何化解？

　　“我研究茶叶几十年了，但说实话，不是自己种的茶叶都不敢喝。”一位从事了一辈子茶叶质量检验的专家曾在媒体上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但据记者调查，在全国最大的茶叶批发市场福建安溪，茶农们的说法是，“自家的茶叶自己都喝”。

　　专家与茶农大相径庭的态度，反映出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信任缺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陈宗懋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相关知识的科学普及还做得不够深入。

为此，他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在茶农和加工厂这端，需要大力宣传农药施用知识，并要求企业提高自律意识；在消费者这端，要灌输正确的理念，“国家要让老百姓知道，有农药不可怕，关键看是否超出了影响健康的限度”。

　　而科学家要做的，是开展更多的实验。“目前中国只有29个茶叶农残标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太少。”陈宗懋说，“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呼吁，尽管制定标准的工作量巨大，但这件事中国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