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的俄国的贵族们决不会想到，这种令他们热情追捧的武夷茶，在中国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阴差阳错的过程。

　　明洪武二十四年，一道特殊的诏令从紫禁城中发出。诏令规定，从此之后，各地向皇宫进贡的茶一律由团茶改为散茶。在明朝之前，地方向皇宫进贡的是一种工艺极其复杂，外形无比奢华的龙团凤饼，这种贡茶的制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和财力。明朝建国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减轻民间负担的政策，罢除龙团凤饼就是其中的一项。

　　但是，出乎朱元璋的预料，他的这一政策在武夷山催生了一项重大的茶叶制作工艺的诞生。后来，这种工艺改写了茶叶史。

　　黄贤庚（武夷山圣东茶文化研究所所长）：“这个茶生产的量也大了，而且逐步走向了市场，进入寻常百姓家。以前王公贵族、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喝的茶，老百姓也能喝了，没有办法像以前做龙团风饼那么精细，特别在武夷山。”

　　武夷山道路曲折陡峭，山高峰险，茶树分散在方圆百里的不同地方，采茶时要翻山越岭。由于茶叶需求的急剧增加，采茶量也随之而增大，采好的茶叶长时间暴露于烈日之下，其中大量的水分悄悄散失。再加上采茶者颠簸行走，茶叶在挑篮里不停地翻滚摇动。当时的采茶者并不知道，在他们的挑篮中，很多茶叶已经发生了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我们现在称之为发酵。

　　黄贤庚：“没有发酵以前，它这个叶脉里面含有很多水分，是透亮的，通过走了一次水分，水分走到一定程度，通过做青，做青的碰撞过程，它的边缘会有一些破损，这个内含物就起了一定的化学作用，内含物就会通过这种化学作用跑到这个茶叶的表面来。”

　　如果按照传统的制茶工艺，这些发酵的茶就成为废茶，除了丢弃没有选择。然而，武夷山聪明的祖先根据这种情况，发明了摇青，揉捻，焙火等独特的茶叶制法，这些几乎被丢弃的茶经过如此加工之后，味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最终一跃成为茶叶家族的新星。中国茶叶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从此开始了。

　　王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它的生长特点是在石头上，它的韵味应该讲非常好，同时武夷茶它的发酵程度决定了它的香气特别好，我们叫高香，我想是它本身的骨韵，它的花香，它的香气的悠长。同时它经过发酵以后，对人体的肠胃的刺激比较小。”

　　黄贤庚：“俄罗斯这个地方比较寒冷，第二，对蔬菜比较缺乏，可能相对而言吃肉食比较多，他需要我们这种武夷茶，它那种发酵度比较高，含这个咖啡碱茶多酚比较高，有利于消化，有利于提高身体需要的热量。”

　　在十八世纪初，中国人优雅的饮茶风尚，以及充满艺术感的饮茶礼节，成为许多俄罗斯家庭谈论的话题。此时，这种曾经神秘的东方饮品，已经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钟爱，也出现在大多数平常家庭的餐桌上。在寒冷的冬天，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着温暖醇厚的武夷茶，享受着那份与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国人相同的从容淡定和宁静温馨，习惯喝烈性酒的俄国人似乎对儒雅的中国文化也略有所悟，性格也从暴躁刚烈变得温柔起来。慢慢地，喝茶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再是单纯地品尝一种饮品，而是体味一种跨越千里的精神愉悦。

　　与此同时，中俄贸易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了。由于当时俄罗斯商队频繁地进入北京进行贸易，皇城周围经常发生各种纠纷。1727年，清政府和俄罗斯签订了《恰克图界约》，其中规定，俄国的商队不再允许在北京经商，中俄贸易只限定在当时的边境城市恰克图展开。恰克图在俄语中就是有茶的地方，可见，茶叶买卖在当时的中俄贸易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

　　张维东（山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它这个茶叶，一包茶叶运过去，大体上一包也就是现在的12.5公斤吧，市斤是25斤，它贩到恰克图，基本上一包它的这个利润有六七两白银，这很壮观的，所以当时他们分配以股分红的话，像有一些茶庄一年就可以分到14万到16万这个规模的红利。”

　　在众多前往恰克图贩卖茶叶的中国人之中，山西榆次一个叫常万达的商人敏锐地把握了先机。早在乾隆初年，常万达就从山西迁居到中俄边界做起了茶叶生意。《恰克图界约》签订之后，他经营的茶庄成为当时恰克图生意最好的店铺。然而，常万达的雄心并不止于此，为保证茶叶的品质，进一步打开俄罗斯的市场，他决定采取茶叶的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生意直接从福建做到俄罗斯。

　　乾隆二十年，常万达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当年的下梅村有着大片的荒山，一条连通东西水路的梅溪环村而过。常万达一眼就看中了这里便利的交通，最终花巨资买下了下梅村附近的所有荒山，作为种植茶叶的基地。然而，这只是那个庞大茶叶生意的开端，接下来常万达要面对的将是一个又一个更大的挑战。

　　作为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山西的常万达首先遭遇的是当地茶叶同行的竞争和孤立。几经波折，他认识到，要想在武夷山立足，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本地家族作为合作伙伴，在下梅的诸多家族中，几经考量，最终“景隆号”茶庄的主人邹氏进入了常万达的视野。

　　早年邹氏因饥荒从江西南丰逃难到武夷山的下梅村，凭着吃苦耐劳、肯动脑子以及从老家带来的一点茶叶种植技术，邹家逐渐在下梅村站稳了脚跟。经历过那段艰难创业的日子，在下梅邹氏家祠的神位上，当年挑茶用的梅木扁担和麻绳，被放置在祖先的牌位的正中，成为永远激励后代子孙不忘艰苦的精神财富。

　　在清代，武夷山汇集了许多像邹氏这样来自江西的经验丰富的茶农，他们的到来大大提升了茶叶种植技术。如今，在下梅村流传的山歌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初江西人初到福建的情景。

　　刘昌财（70岁下梅村民）：

　　“过了清明谷雨边打起包袱走福建

　　想起福建无走头半夜三更爬上楼

　　采茶篮子没好高低倒头来撞到腰

　　采茶时候头低下头来采的茶树采

　　好好丑丑采几篮头等工钱我不要”

　　（这是采茶的山歌）

　　作为外来者，这些江西人更加注重家庭内部的团结。邹氏家祠前的这根木柱，就是一个祖先为教育后世儿孙，而别出心裁制作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