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从事贸易，进而契丹人被称为武夷人。明代之后，福建茶人取代长期倒卖中国茶的契丹人，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而武夷茶领先了中国所有茶叶，真正称得上是中国茶的代名词。从Kitan（契丹）到Boheatea（武夷茶），从chai（陆路传播对茶的传播）到tea（海路对茶的称呼）的转变，意味着在中国西北势力的衰落，北方丝绸不再是华夏贸易的主要通道，航海业导致海上瓷器兴起，茶马古道的纵横贯穿，让一切有迹可寻。

周重林集中梳理了大量相关史料，以茶叶这一“中国行走世界的通行证”、“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为主线，对晚清历史、经济、社会进行解读。在他看来，“茶运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因茶叶而起的战争。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和鸦片的循环，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历史上，随着茶的传播，华夏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得以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在心理上获得与中原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在明代促成“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中国主导的以茶、瓷和丝为主体的贸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华夏贸易圈及朝贡贸易圈。

时至今日，福建人依旧固执地认为，只有三者结合，才能传达出一种中国式的声音。这点，从观察福建人开的茶店就可以知道，丝绸是茶的柔软外衣，茶被包裹、缠绕，之后安详而华贵地躺在精致的茶盒中，等茶被取出来品饮时，便与甜美的瓷器发生了关系。

只要人置身于茶馆，便可触及华夏三大物质文明带来的高级精神享受，加上泡法极为讲究的福建功夫茶，品茶人每一步都被推往茶神的境界。这种随处可见的日常品饮场景，被福建人带到任何一个有烟火之地，无论是在冰天雪地的东北，还是在西南边陲之地，你都可以领略到福建人的那种热情。

英语世界里，茶的叫法来源自福建方言，这令福建茶人感到自豪，整个福建在茶叶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在中国的传统里，茶神秘莫测的身世一直隐藏在皇家深宫大院与名山大川之中，被当作罕见的礼品往来于皇亲国戚、大臣以及外国使节之间。那些年的文人、工匠、官吏一度被告知，要守护茶制作的秘密——皇家企图用秘而不宣的方式来维护茶的身份与尊严。

18世纪，迷恋上茶的英国人还不知道，红茶和绿茶居然长在同一棵树上。所以，当茶叶盗贼罗伯特福琼宣称红茶与绿茶不过是不同工艺产物时，在大英帝国掀起争论可想而知。1839至1860年，罗伯特福琼曾四次来华。1851年2月，他通过海运，运走了来自宁波、舟山、武夷山的23892株茶树小苗，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同时带走8名中国福建制茶专家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这直接导致了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茶叶生产兴旺发达。

此后，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当时被挖走的福建茶工应是精于红茶的高手，而武夷山就是红茶的发源地。

在一个绿茶为母体的国度，任何一种尝试，都会被视为冒犯传统。红茶的起源被追溯到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的一些制茶小作坊里，满足一些民间茶爱好者过嘴瘾的需求。

如上所说，中国的传统是绿茶传统，如狮峰龙井、洞庭碧螺春、六安瓜片、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太平猴魁、君山银针，但是一份命名为十大名茶的名单中，赫然挤进了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周重林花了很大力气考证所谓十大名茶的出处，最后颓然放手。他说：“那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名，没有任何官方说法，更多是民间口碑。但在‘十个卖茶人，八个出福建’的茶界，你要相信多数人的原则。”

（周小丽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