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

邓小平爱喝龙井茶，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吃。可不久，小平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但到了饭桌也叫小平“给你点儿、给你点儿”就分光了。最后，卓琳设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加，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耐心地讲给我。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对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