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太宗赵炅雍熙年间战乱频繁，朝廷为筹集粮草，鼓励商人入中（类似于现代的中介组织或者经纪人），于是，一部分商人就加大对官府的贿赂，有的地方把茶叶的销售权低价卖给商人而从商人那里拿取好处，还有的地方把茶叶的价格压得很低且又向茶商多发茶叶而损公肥私。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使官府蒙受严重的损失。为了改变“商利益博，国用日耗”的状况，早在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赵恒就命盐铁副使林特和李溥等，详审旧制，“召茶商议论……”

但林特和李溥等人制定新的茶法，茶商们十分不满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赵恒又命翰林学士李迪等人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由此，林特和李溥等人的新法告终。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年）在三司使李谘的主持下废止了“三说法”、在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茶和边地入中的茶则各采用“现钱法”。李谘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650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茶叶亦无积滞之弊”，效果很是明显。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也出现了一些利病，茶商们更渴望自由经商，有更大的自主权，朝廷的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上书请求开放园户与商人贸易。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转运副使沈立集茶法利害十卷，“陈通商之利”，富弼、韩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