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茶发展进入现代商品茶阶段，仅有良好的宜茶自然生态环境还不够，其较为优越的社会经济背景尤为重要。首先，需要开阔眼界、拓展市场。这对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自古以来形成的农业经济特征没有明显改观的湖南并非易事。恰逢道光年间湖南形成了以前湖广总督陶澍（湖南安化人）为核心，包括魏源（湖南邵阳人）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内的带有近代色彩的第一个人才群体。尤其是其中的魏源，以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近代眼界看世界之先河；咸同年间又形成了以曾国藩（湖南双峰人）、左宗棠为首的第二个人才群体，全系湘军集团成员，在当时清政府所设的八个总督中湘军占有其五，十五个巡抚中占有其九，其中不少是洋务运动的中坚，“湘运之兴”的功臣[12] 。其时“迨海防既开，华茶运销外洋……一般茶商乃纷纷改制红茶”③，在湖南浏阳等地，甚至出现农民“拔麻种茶”，扩大种茶面积，增加外贸出口[13] 的情况，使湘茶不仅有了国内边茶、官茶市场，而且出现了极具影响的世界市场，这与湖南早期人才群体的推动不无关系。其次，需要有邻近制茶中心和销售市场的区位交通优势。这对于 “居有山川之险，终鲜交通之利”[14] 的湖南来说，区位和交通均无优势可言。可喜的是湖南东部有湘江洞庭湖水道，北通长江，与武汉相联；南溯湘江、耒水，经郴县、宜章陆路与北江衔接直达广州。其时的武汉和广州都是对外的重要通商口，也是重要的茶叶加工和外贸中心。清道光末至咸丰年间，湘中各地茶叶就是在湘谭集中装运广州的。当时宜章境内有货栈二三十所，肩货往来于南岭的劳动大军不下十万。与广州毗连的郴州亦形成了新的茶叶生产和加工中心，仅郴县在道光、咸丰年间，茶叶产量由250吨猛增至于1600吨，大部分由粤商运至广州而后销往欧美和南洋[15] 。与此同时，咸丰年间的晋陕商人与俄商在岳阳、临湘采办黑茶和老青茶，由汉口运销西北、华北以及俄蒙等境；由粤商采购石门、慈利生产的红毛茶运往湖北渔洋关加工，以“宜红”名称装运上海供应欧美各国[16] 。从而促进了湘江流域、洞庭湖环湖山丘乃至湖南全省的外销商品茶生产。再次，要求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由于茶业经营是一个由茶树种植和管理、茶叶加工和包装、成品茶储运和销售等多环节组成的系统工程，具有劳动密集型性质，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条件和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自清以来湖南人口获得迅速发展，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达1989万，宣统三年（1911年）更增至2340万。其时洞庭湖环湖地带已是“濒湖开垦无虚土”[17] ，偏远的湘西山区龙山县也是“尺寸隙地，无不垦辟”[18] ，已表露出湖南人多地少的矛盾。茶叶是技术性山地园艺作物，既不与粮争地，又可容纳较多劳动力，正好解决了湖南部分劳动力的过剩问题。

三、历史时期湘茶发展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回顾湘茶发展兴盛的历史过程，对当代湘茶复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一是精心培育和制作名品名茶；二是不断调整茶类结构；三是择优布局，集中连片。

据《宋史囀郴踔尽芳窃兀?缭谔扑问逼冢??细鞯乇阌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