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地区，不仅在白瓷的烧制方面，青瓷业更是异军突起，上述产白瓷的北方诸窑，青瓷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耀州窑，更是后来者居上，成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河南一地陶瓷业的迅猛发展。早在唐代，河南就以陶瓷业发达而文明遐迩，受到朝廷的青睐。所以，成书于清乾乾隆年间却颇具考据之风我国第一部古陶瓷专著《陶说》就记述说：“后周都汴京，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其在其内。”可见，柴容定都汴京，对河南一带的陶瓷业更是起了促进作用。除上列鹤壁窑、邓州窑都烧造青瓷外，我们更应重视的是钧钧窑的发展。至迟在五代时期，钧窑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行云流水般的窑变釉。这无疑也对与之相距不远的柴窑起了促进作用。在目前，我们虽然在郑州一带尚未发现古代的窑址，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恐怕是出处有据的。

　　青瓷在南北方，包括在河南一带能得到迅速发展，与古人尚青这一世俗有直接关系，所以蓝浦转引《爰日堂抄》就说：“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窑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因此，朱琰在记述柴窑的情形时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据此，陈万里先生在《青瓷烧造的开始及其发展》一文中就正确指出：“据说当时有人问周世宗关于瓷器色釉的要求，周世宗说他需要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是一种很美丽的釉色，‘雨过天青’四个字，可以代表一种青釉的特点”。

　　根据对史料所作的分析，包括对五代以前的陶瓷的出土物及传世品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其质量在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青瓷之上，代表了五代时期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为“诸腰之冠”。青瓷是唐、五代及至两宋时期的“帝玉瓷”，这决不是逻辑上的推论，而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古人不仅尚青，还尚重，《肆考》云：“故有古取沉重之说”。所以，柴窑不可能是薄瓷。

　　柴荣在位不足六年，英年早逝，即为赵宋王朝所取代，时隔一百多年后，河南又烧制出闻名天下的汝瓷。古人在论及古代陶瓷的情况时，往往将五代的柴窑与宋代的官汝瓷并称，这就是古文献中常说的“古窑以柴汝为最重”。这清楚的说明了，柴窑的性质与汝窑是十分接近的。

四、非钧非汝的柴窑器

　　如果只是对柴窑做出定性的分析，而无量化作为例证，那么，其论点恐怕不足以成立。上文中详细引用了曹昭关于柴窑的论述。曹氏治学严谨，《格古要论》关于古窑器的记述大都是可信的，故经常为学者作为引证。《格古要论》有关古窑器的记载总共才有17种，而能详述其产地、特征的不过半数。我认为深通古窑器的曹昭是亲眼见了柴窑实物的，是柴窑瓷器的见证人，因此才能以及其精当的语言，概括而又逼真的描述出柴窑器的外部特征。目前来说，郑州一带虽然尚未有古代窑址的发现，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一定是出处有据的。长期以来，由于在考古方面一直没有发现实物依据，使得柴窑器问题一直为陶瓷学界的一大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