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于告诉我们，隶书的规范定型，或者说隶书的成熟在西汉初年就已完成了。也许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当时某一个人的书写风格。其实不然，马王堆帛书中用汉隶抄写的古文献有很多种，如《老子》乙本、《黄帝内经》、《周易》、《易传》、《相马经》、《五星占》、《刑德》乙篇等，它们虽然看上去整体风格都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就可发现，它们其实并不完全一样，如《周易》(图九)和《相马经》和《五星占》(图十)的书风就有着明显的差异，这说明这类帛书并不是一个人所抄写。冈此也就反映出当时的抄手们已非常熟悉这种规范定型的隶书写法。

这类帛书中也有好几处明确的纪年，在《刑德》乙篇中有“孝惠元”(前194)的纪年，这说明它抄写时代的上限不会超过公元前194年。在《五星占》中记载五星的运转周期时，从秦始皇元年一直记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这也就意味着，这件帛书抄写年代的时代上限不会超过公元前177年，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推断，所谓汉隶抄写流行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94年至177年前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急遽动荡变化的秦汉之际，中国汉字也在经历着剧烈的隶变过程。湖南出土的秦汉之际简帛文物，是我们了解认识秦汉之际汉字在隶变过程中的具体风貌的第一手最可靠的材料，研读这批出土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秦汉之际的隶书在战国晚期形成的基础上已走向成熟定型与此同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篆隶在汉高祖十一年以后己基本上被书写自由的古隶所取代，尽管当时已完成了汉隶的规范定型，尽管这种书体抄写的文本工细匀整，但最盛行于当时的书体还是最便于书写、也最富有艺术趣味的古隶，这类古隶书体不仅流行于秦汉之际，而且在西北出土的东汉简牍中都到处可见到它的影响和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