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梁、隋两代皇家所珍藏的汉魏石经，都是以书法为目的的石经复制品。今天，不同意这些石经复制品是拓本的人，或说是抄本，或说是搨本。下面，进而考察这些石经究竟是哪一种复制品。

先看是否是抄本。抄本复制在梁隋已很盛行，当然不能否认石经有抄本。但是，若以书法为目的而复制石经，就可以把抄本排除在外。因为抄本只能复制文字笔划，无法复制石经书法。石经抄本，用于校刊文字是有益的；用于书法，作为学习字体的范本，就变得毫无价值。

再看是否是搨本。双勾填墨的搨书技术，利于复制书帖，不宜复制碑石。搨帖可能产生精品，搨碑只能产生废品。断《隋志》中石经为搨本者，错误地认为搨石比拓石要容易。其实，在碑石上作双勾填墨之搨，技术要求不比拓碑低，却是更加费工费力。特别是搨碑最容易损坏书法，梁隋皇家以书法为目的珍藏石经搨本，最无可能，也最不可信。

临摹也是早就有的复制技术，汉魏石经并非不能是临本。但是，既已说是“相承传拓之本”，就应把临本排除在外。因此，《隋志》著录的汉魏石经，非捶拓之拓本莫属。前面谈过窦泉所见“石既寻毁”的“三体石经四纸”，就是唐以前的拓本，不知与《隋志》中石经有无联系。

归纳起来说，只要确认《隋志》石经是以书法为目的，我认为这些石经就非是拓本不可。

凡做事，总要有目的和动机。中国古人最初拓石，其唯一目的就是书法。需知以文献资料为目的而研究金石，乃是宋代欧阳修、起明诚等人开始的，唐以前一般不见。《隋志》说石经“以备小学”，可知其目的就是为书法。再据《封氏闻见记》，北魏开始“历代”去临摹与捶拓绎山刻石的人，目的就是以刻石上小篆为书法“楷则”。关键就是以碑石书法为“楷则”，由此产生了复制碑石书法的要求，这就为拓石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在合适的技术条件下，这动机就可能变成实践行动。如果不以碑石书法为“楷则”，中国古人恐怕不会很早就想到拓石的。

中国的书法是在使用汉字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重要性对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来说不易完全理解。中国人的书法，既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又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法作为艺术，可以表现人的品格和精神，所谓书品即人品；书法作为工具，是在官场应用和人际交往中人人必须掌握的。所以，士大夫在掌握书法方面，都有强大的心理动力。到晋代，书法艺术就已达到成熟境界。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比唐诗、宋词、元曲更早成熟的艺术，就是晋字。就书法而言，汉石经上的隶书，秦皇刻石上的小篆，魏石经上的古文、小篆、隶书，都是权威性的标准范本。要掌握隶书与篆书，不能不以碑石为范本，这就成为古人拓石的动机所在。为何中国最早的拓本集中在石经和刻石两部分？究其原因在这里。

从经石的崩毁过程看晋代拓本

认为《隋志》所录汉魏石经是拓本的学者，如王国维、马衡、钱存训、刘国钧等，都认为梁代有拓本，根据就是《隋志》中记录梁有石经若干卷。又从“相承传拓”之语，进而推断拓石有可能起于梁以前，然而根据难觅，无有定论。笔者心系已久，以为石经拓本的产生，起码需有经碑存在。因此想起从汉魏石经的毁坏过程，对照《隋志》，去寻找拓本起于何时的线索。

汉石经、魏石经， 以及《典论》石碑，都置于洛阳城南东汉太学旧址。汉经碑在汉末有损坏，曹魏时修复。西晋时期的汉魏经碑，保存完好。它们的毁坏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东晋末年为界，石经首次遭到严重破坏。

据东晋戴延之《西征记》：

国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以上言魏三字经碑）太学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里隶书《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四部，本石塶相连，多崩败。（以上言汉一字经碑）有魏文帝《典论》六碑，今四存二败。

戴延之，《晋书》无传。他大概是在东晋末年，跟随刘裕大军西征，经过洛阳，上面情况为当时亲见。

碑石损坏的原因，一是风雨侵蚀，二是战乱破坏。到东晋末年，汉魏经碑遭如此严重破坏，主要是西晋南渡以后，北方五胡乱华时期战乱造成的。

第二阶段，为北魏时期，石经继续遭严重破坏。

东晋以后，拓跋氏在北方建立北魏政权，观念上以佛教为重，遗弃石经。北魏初年，有冯熙、常伯夫两人先后任洛州剌史，其时对经石的损坏最惨重。《魏书》卷83《冯熙传》：“故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夫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致颓落。”对此情形，《资治通鉴》卷148说得更清楚：“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州剌史，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东晋末年，汉石经的损坏比魏石经更严重。魏石经自北魏初年开始，损坏特别严重。所谓“废毁分用”，“废”则是仅存经碑，残缺不全，字迹模糊，面目全非；“毁”则是因为无人看管，经石崩坏，又被任意拿走，用以建造佛庙。北魏建都洛阳以后，有大臣崔光等提出派人看管，整修经碑，未有结果。

总之，从北魏初年开始，洛阳的汉魏石经全部成为废墟残址，碑石多数毁坏，有些被人拿走建造佛庙；残存者“委于榛莽”，风雨侵蚀，文字剥落，不复旧观。记载这一时期情况的文献资料还有：《魏书郑道昭传》《魏书崔光传》《水经注榖水》《洛阳伽蓝记报德寺》等。

第三阶段，自东魏至隋末，石经彻底毁坏，无一完碑存世。

东魏武定四年（546），汉魏石经自洛阳，徙至邺都，途中有些落入河中。北齐天保元年（550），据说邺都尚存52枚经石，此数恐怕包括残碑和《典论》碑石，否则不能有此数。周大象元年（579），残存经石再由邺都迁洛阳。隋开皇六年（586），经石又由洛阳迁长安。如此一再折腾，经石肯定损坏更多。接着，遇隋末之乱，经石已经用作房屋“柱础”，到贞观初年魏征收集时，仅存残石，据说十不存一。

从以上石经的损坏过程，再对照《隋志》著录，可以发现其中三种石经，有理由断为晋代拓本。在此我再想说明，《隋志》著录的梁、隋所藏石经，既以书法为目的，就不能是抄本，更不能是搨石本，非拓本莫属。

首先，《隋志》著录梁皇家藏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十二卷。以上两种，王国维考为魏石经足本。事实上魏石经在东晋末年已遭毁坏，所以这两种魏石经足本非拓于晋代不可。

王国维对魏石经下力最深。他在《观堂集林魏石经考三》说：“《隋志》载梁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十二卷，此盖魏石经二经足本。《尚书》十三卷者，后来伪孔传之卷数；与马融、王肃注本之十一卷，郑玄注本之九卷，分卷略同，而与欧阳、大小夏侯之二十九卷或三十一卷，及壁中书之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者绝异，乃汉魏间分卷之法。其《春秋》十二卷，则犹是《汉志》《春秋》古经之篇数，亦即贾逵三家经本训诂之卷数，与《汉志》公、谷二家经各十一卷者不同。盖汉魏以前，左氏所传《春秋经》皆如是也。”汉代传经，最重家法，不改师传卷数。汉代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卷数，多有不同。魏石经是古文经。王国维根据汉魏之间，古文《尚书》通行十三卷本，古文《春秋》通行贾逵所传十二卷本，将上两种古文经卷数，与梁所藏《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十二卷相比较，发现卷数皆相等。进而认为，梁有的这两种魏石经，皆是足本。此结论可信。

再联系魏石经的损坏过程看。据东晋末年的《西征记》，魏石经所刻为《尚书》《春秋》两经，原有经碑三十五枚，“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洛阳伽蓝记》则说，魏石经原有经碑二十五枚，所存也是十八枚。不管哪种说法，魏石经到东晋末年，其碑石总是有一半或小半已经“崩”坏。魏石经是碑的两面都刻字，所谓“表里书”。经碑是巨石，“高一丈许，广四尺”，或说“长八尺，广四尺”。当经碑“崩”坏以后，如此巨石落地，总有一面文字无法看见，另一面文字必有不同程度损坏。因此，当经碑一半或小半“崩”坏以后，残卷拓本尚能产生，梁所收藏的两种魏石经足拓本，就无论如何无从产生。（其实，隋收藏的魏石经《尚书》九卷本，仅比足本少四卷，也难以产生）从石经毁坏的三阶段考察，梁有的这两种魏石经足本，非在其碑石未“崩”以前拓下来不可，东晋以后一无可能。因此，断其为晋代拓本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隋志》著录隋皇家藏有《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事实上汉石经《仪礼》碑石到东晋末年已经全部“崩坏”，因此可断其为晋代拓本。

汉石经为全部今文经。汉一字石经《仪礼》，马衡考为大戴本。据贾公彦《仪礼疏》，大戴与小戴的区别，仅在篇章排列，其卷数都是十七卷。所以，隋收藏的汉石经大戴《仪礼》九卷，已经超过原书一半。

再联系石经的毁坏过程看。据东晋末年《西征记》说，汉石经碑“四十枚”，“多崩败”。另据《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洛阳记》的作者难考。从它对汉石经的记述，比《西征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详细，推想记述时间不晚于《西征记》，或相近，当在东晋末年。从《洛阳记》中，可注意“《礼记》十五碑悉崩坏”这句话；这里的《礼记》，即《仪礼》。王国维说，魏晋前有言《仪礼》为《礼记》者；马衡也这样说。《西征记》已经说汉石经碑“多崩败”。而《洛阳记》又用具体数字证明了这个“多崩败”，并且说其中《仪礼》十五枚经碑“悉崩坏”。

汉石经也是碑的两面都刻文字。经碑是巨石，高一丈多，广四尺。《仪礼》十五枚经碑“悉崩坏”以后，如此巨石落地，总有一面文字无法看见，另一面文字必有不同程度损坏。在这种情况下，比足本仅少八卷的汉石经《仪礼》九卷本，就无论如何不能产生。这《仪礼》九卷本，不能不是在十五经碑“悉崩坏”以前的某个时候拓下来的。从石经毁坏的三阶段看，自东晋以后石经的损坏情况，日甚一日。因此，断这汉石经《仪礼》九卷本是晋代拓本，是可以成立的。

拓石的技术条件及书学中的重帖轻碑

以上，我断晋代有拓本。不过，晋代是否具有拓石的技术条件呢？这仍是疑问。仅有动机和需要，不具备技术条件，拓石还是不能产生。在下面，我先讨论拓石的技术条件，然后再谈书学中的重帖轻碑，如何对搨帖与拓碑造成不同的影响。

晋代是否已有用于拓石的薄纸？

拓石需要用质量较好的纸；纸是拓石技术的必要前提。从本世纪西北考古发现看，晋代纸大多较厚，较粗糙，认为这种厚纸不宜拓石是对的。但是，以考古发现的这些厚纸为根据，断晋代没有宜于拓石的纸，未免以偏盖全。

自蔡伦以后，中国的造纸技术不断提高。东汉末年，又出现另一杰出造纸专家左伯。左伯，字子邑，东莱人，本人兼长书法与造纸。从技术观点看，左伯大概是在蔡伦的基础上进而对原纸进行加工，他最擅长制造优质加工纸。南齐萧子良以“研妙辉光”四字赞誉“左伯纸”，左伯可能是运用涂布、压光等加工技术，促使纸的表面细腻，有光泽，光洁度好，书写流利。汉魏间书法家如韦诞等，已经爱用左伯纸作书。西北考古发现的晋纸质量固然较差，然而东汉末年早已有高质量的“左伯纸”，这也是事实。此外，魏晋间书法家不断谈论如何挑选纸。例如：三国时孙吴著名书法家皇象说：“纸当得滑密不黏污者”；西晋至东晋的著名女书法家卫铄说：“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爱用蚕茧纸、鼠须笔的东晋书法大师家王羲之说：“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如此等等。书法家对纸的质量，一向最为挑剔。从这些书法家的言论，可知魏晋间有多种优质纸可供选择使用。如卫铄说“虚柔滑净”之纸，王羲之书《兰亭序》之蚕茧纸，用于拓石理当一无问题。

其实，考古发现的那种晋代厚纸，搨书也是不能用的。晋代搨书，用的就是一种薄纸。刘宋虞龢在《论书表》中，如此谈晋代搨书：“繇是搨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意思是说，晋人用薄纸搨书，由于纸太薄，背装以后起绉不平。《论书表》作于宋明帝泰始六年，距晋未远，此话可信。晋代既然已有薄纸搨书，担心没有薄纸拓石，就是不必要的顾虑。

晋代有用白芨水于拓石的技术吗？

前代拓石，一般先将纸用白芨水浸湿后贴在碑上，或者先在碑上涂白芨水后再贴纸，此称上纸。上纸以后，才能上墨。白芨水是中药材白芨的浸出液，无色透明而有粘性。使用白芨水的目的，是利用其滑而有粘性，使纸附在石上，纸干后不致轻易绷起脱空，如此就便于上墨。

晋代是否用白芨水拓石，文献无记载。但是，从现代拓石经验看，不是非用白芨水不可，也可以用替代品如稀释的胶水。而且，拓石专家还这样说：“除用白芨水或胶水浸纸外，有些地区习惯上直接用清水浸纸亦无不可，只要上墨时不过早绷起造成空虚或脱落即可。”白芨在中国本不是稀罕之物，而白芨水又不成为拓石的先决条件，因为清水也是可以用的，这就更是方便的事。若从白芨水的替代品看，晋代或更早都不成问题。

不妨比较搨书与拓石两者的技术要求。搨书与拓石对纸张质量的要求，大体相同。此外，搨书在双勾填墨时对笔墨技法的要求特别高，非有较高文化素养再经训练不能掌握；拓石则需有包括上纸、上墨两部分的一套工艺技术，对文化素养的要求则不高。总的说来，搨书的技术要求，一般说比拓石要高一些。搨书与拓石，最初都是为书法而产生的。晋代有搨书已是公认的事实，对晋代有拓石其实无需存疑。到西晋，中国人使用纸张已有一百多年，使用墨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先秦就使用印章，这数百年的印章经验，可以转移到拓石上来，启发人们的拓石实践。由于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的差别，今天的西方人对拓石还颇有点神秘感；可是，对长期使用印章和纸墨的中国古人来说，对它从来就没有神秘感。这也是研究者应该注意区别的地方。

搨书与拓石既然都在晋代就有，那为什么唐以前搨书者多，拓石却是这样少呢？其中原因不在拓石本身，乃是书学中普遍存在重帖轻碑之风造成的。需知在中国书法之中，存在几种主要的书体，这就是篆、隶、草、楷、行五种。书学中出现重帖轻碑的风气，就与这几种书体的流行与否直接有关系。

从魏晋开始，社会上流行的是草、楷、行这三种书体。楷书以曹魏时的锺繇为宗师，他创造的楷体，既具端庄之美，又有灵动之韵，很快风靡全国。官场公文原来用汉隶，后来多被楷书代替。东汉末年的张芝，以其草书的独特风姿，飘逸潇洒，自由放纵，而最具个性化，倾倒无数士人，人尊为“草圣”，追随响应者络绎不绝。东晋王羲之吸收前代成就，进而把书法推向无以复加的顶峰，成为千古一人的书法大师；他以行书独步天下，生前就名扬全国，一字千金。自王羲之以后，行书也成为官场公文的书体。在楷、草、行这三种书体逐渐风行全国的同时，篆和隶这两种书体的应用范围却是逐渐缩小。篆书仅仅用于少数特别庄重的场合，如策书规定用篆体，碑额也常用篆体等；汉隶多用于书写碑文等。由于楷、草、行这三种书体的范本都是书帖，士人子弟凡学楷、草、行，就必须学帖，别无它法。因此，社会上自然而然就出现重帖的风气，如《尚书宣示》《兰亭序》等名帖成为无价之宝。篆和隶是魏晋以前流行的书体，其范本大都在碑石上。随着篆与隶应用范围的缩小，已经不再是流行书体，社会上难免出现轻碑的心理。

伴随重帖之风同时走红的，必是搨书。原因是名人书帖原件只有一份，而复制书帖的最佳办法就是搨帖。搨书与搨帖，本是一个意思。在如此重视书法的社会气氛之中，搨帖因上有所好，下有所爱，不可能不兴盛起来。重视书法，不可能忽视碑石上的篆与隶，因为这也是有必要掌握的书体。但是篆与隶的应用范围既已缩小，轻碑之风怎能消失？其结果就是，拓碑之事远不如搨帖那样红火风行，名声更不如搨帖那样高。名家高官搨帖，历代不绝。王羲之搨锺繇《尚书宣示》，成为书坛美谈。欧阳询、褚遂良搨《兰亭序》《乐毅论》等，搨本立刻视为至宝。唐代皇家的搨书人，如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都因搨帖而名扬四海，他们的搨本据说在唐代就值钱数万。搨书事业可谓如日中天，热情如火；搨书技术也从双勾填墨，迅速发展到响搨与“硬黄勾摹”。相比之下，拓石事业就显得非常寒碜，非常寂寞。从晋至唐，找不到一个名家高官亲自拓碑的故事，也没有一个因拓碑而名扬四海之人。到唐代为止，拓碑始终限于工匠手艺而已。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造成唐及唐以前在书法范围内的重搨而轻拓。于是，在文献资料中，有关搨书的记载比比皆是，拓碑的记载却是屈指可数，而且词意含糊，语焉不详。今天的研究者，因此认为拓石比搨书在技术上更困难，认为拓石的产生比搨书要晚几个世纪。这是不小的误解。

尽管历史上曾经是重搨而轻拓，另从复制技术这个角度看，拓石却比搨帖更具有潜在的生命力，具有超越书法范围的更为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若搨帖，一人一次只能搨一份；若拓石，一人一次可以拓数份，或数十份，或更多。拓石一次可以复制许多份，这意味着它在复制中的生产效率，比搨帖可能高出很多；不仅如此，这种复制方法还不难转移到书法以外的领域中去，由此对信息传播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意义，将难以估量。为什么拓石一次可以复制许多份？见过拓石之人不难明白，在复制过程中，一块碑石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连续重复使用。碑石在复制中具有的这种可重复性，这正是拓石这种复制技术具有生命力所在。雕版印刷在复制技术上，主要就是自觉地利用了拓石复制中的这个可重复原理，从此开辟了人类古代史上信息传播的新纪元。

因此，在中国古代史上，一旦出现拓石，就意味着印刷术的发明，已经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