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石的技术条件及书学中的重帖轻碑

以上，我断晋代有拓本。不过，晋代是否具有拓石的技术条件呢？这仍是疑问。仅有动机和需要，不具备技术条件，拓石还是不能产生。在下面，我先讨论拓石的技术条件，然后再谈书学中的重帖轻碑，如何对搨帖与拓碑造成不同的影响。

晋代是否已有用于拓石的薄纸？

拓石需要用质量较好的纸；纸是拓石技术的必要前提。从本世纪西北考古发现看，晋代纸大多较厚，较粗糙，认为这种厚纸不宜拓石是对的。但是，以考古发现的这些厚纸为根据，断晋代没有宜于拓石的纸，未免以偏盖全。

自蔡伦以后，中国的造纸技术不断提高。东汉末年，又出现另一杰出造纸专家左伯。左伯，字子邑，东莱人，本人兼长书法与造纸。从技术观点看，左伯大概是在蔡伦的基础上进而对原纸进行加工，他最擅长制造优质加工纸。南齐萧子良以“研妙辉光”四字赞誉“左伯纸”，左伯可能是运用涂布、压光等加工技术，促使纸的表面细腻，有光泽，光洁度好，书写流利。汉魏间书法家如韦诞等，已经爱用左伯纸作书。西北考古发现的晋纸质量固然较差，然而东汉末年早已有高质量的“左伯纸”，这也是事实。此外，魏晋间书法家不断谈论如何挑选纸。例如：三国时孙吴著名书法家皇象说：“纸当得滑密不黏污者”；西晋至东晋的著名女书法家卫铄说：“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爱用蚕茧纸、鼠须笔的东晋书法大师家王羲之说：“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如此等等。书法家对纸的质量，一向最为挑剔。从这些书法家的言论，可知魏晋间有多种优质纸可供选择使用。如卫铄说“虚柔滑净”之纸，王羲之书《兰亭序》之蚕茧纸，用于拓石理当一无问题。

其实，考古发现的那种晋代厚纸，搨书也是不能用的。晋代搨书，用的就是一种薄纸。刘宋虞龢在《论书表》中，如此谈晋代搨书：“繇是搨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意思是说，晋人用薄纸搨书，由于纸太薄，背装以后起绉不平。《论书表》作于宋明帝泰始六年，距晋未远，此话可信。晋代既然已有薄纸搨书，担心没有薄纸拓石，就是不必要的顾虑。

晋代有用白芨水于拓石的技术吗？

前代拓石，一般先将纸用白芨水浸湿后贴在碑上，或者先在碑上涂白芨水后再贴纸，此称上纸。上纸以后，才能上墨。白芨水是中药材白芨的浸出液，无色透明而有粘性。使用白芨水的目的，是利用其滑而有粘性，使纸附在石上，纸干后不致轻易绷起脱空，如此就便于上墨。

晋代是否用白芨水拓石，文献无记载。但是，从现代拓石经验看，不是非用白芨水不可，也可以用替代品如稀释的胶水。而且，拓石专家还这样说：“除用白芨水或胶水浸纸外，有些地区习惯上直接用清水浸纸亦无不可，只要上墨时不过早绷起造成空虚或脱落即可。”白芨在中国本不是稀罕之物，而白芨水又不成为拓石的先决条件，因为清水也是可以用的，这就更是方便的事。若从白芨水的替代品看，晋代或更早都不成问题。

不妨比较搨书与拓石两者的技术要求。搨书与拓石对纸张质量的要求，大体相同。此外，搨书在双勾填墨时对笔墨技法的要求特别高，非有较高文化素养再经训练不能掌握；拓石则需有包括上纸、上墨两部分的一套工艺技术，对文化素养的要求则不高。总的说来，搨书的技术要求，一般说比拓石要高一些。搨书与拓石，最初都是为书法而产生的。晋代有搨书已是公认的事实，对晋代有拓石其实无需存疑。到西晋，中国人使用纸张已有一百多年，使用墨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先秦就使用印章，这数百年的印章经验，可以转移到拓石上来，启发人们的拓石实践。由于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的差别，今天的西方人对拓石还颇有点神秘感；可是，对长期使用印章和纸墨的中国古人来说，对它从来就没有神秘感。这也是研究者应该注意区别的地方。

搨书与拓石既然都在晋代就有，那为什么唐以前搨书者多，拓石却是这样少呢？其中原因不在拓石本身，乃是书学中普遍存在重帖轻碑之风造成的。需知在中国书法之中，存在几种主要的书体，这就是篆、隶、草、楷、行五种。书学中出现重帖轻碑的风气，就与这几种书体的流行与否直接有关系。

从魏晋开始，社会上流行的是草、楷、行这三种书体。楷书以曹魏时的锺繇为宗师，他创造的楷体，既具端庄之美，又有灵动之韵，很快风靡全国。官场公文原来用汉隶，后来多被楷书代替。东汉末年的张芝，以其草书的独特风姿，飘逸潇洒，自由放纵，而最具个性化，倾倒无数士人，人尊为“草圣”，追随响应者络绎不绝。东晋王羲之吸收前代成就，进而把书法推向无以复加的顶峰，成为千古一人的书法大师；他以行书独步天下，生前就名扬全国，一字千金。自王羲之以后，行书也成为官场公文的书体。在楷、草、行这三种书体逐渐风行全国的同时，篆和隶这两种书体的应用范围却是逐渐缩小。篆书仅仅用于少数特别庄重的场合，如策书规定用篆体，碑额也常用篆体等；汉隶多用于书写碑文等。由于楷、草、行这三种书体的范本都是书帖，士人子弟凡学楷、草、行，就必须学帖，别无它法。因此，社会上自然而然就出现重帖的风气，如《尚书宣示》《兰亭序》等名帖成为无价之宝。篆和隶是魏晋以前流行的书体，其范本大都在碑石上。随着篆与隶应用范围的缩小，已经不再是流行书体，社会上难免出现轻碑的心理。

伴随重帖之风同时走红的，必是搨书。原因是名人书帖原件只有一份，而复制书帖的最佳办法就是搨帖。搨书与搨帖，本是一个意思。在如此重视书法的社会气氛之中，搨帖因上有所好，下有所爱，不可能不兴盛起来。重视书法，不可能忽视碑石上的篆与隶，因为这也是有必要掌握的书体。但是篆与隶的应用范围既已缩小，轻碑之风怎能消失？其结果就是，拓碑之事远不如搨帖那样红火风行，名声更不如搨帖那样高。名家高官搨帖，历代不绝。王羲之搨锺繇《尚书宣示》，成为书坛美谈。欧阳询、褚遂良搨《兰亭序》《乐毅论》等，搨本立刻视为至宝。唐代皇家的搨书人，如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都因搨帖而名扬四海，他们的搨本据说在唐代就值钱数万。搨书事业可谓如日中天，热情如火；搨书技术也从双勾填墨，迅速发展到响搨与“硬黄勾摹”。相比之下，拓石事业就显得非常寒碜，非常寂寞。从晋至唐，找不到一个名家高官亲自拓碑的故事，也没有一个因拓碑而名扬四海之人。到唐代为止，拓碑始终限于工匠手艺而已。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造成唐及唐以前在书法范围内的重搨而轻拓。于是，在文献资料中，有关搨书的记载比比皆是，拓碑的记载却是屈指可数，而且词意含糊，语焉不详。今天的研究者，因此认为拓石比搨书在技术上更困难，认为拓石的产生比搨书要晚几个世纪。这是不小的误解。

尽管历史上曾经是重搨而轻拓，另从复制技术这个角度看，拓石却比搨帖更具有潜在的生命力，具有超越书法范围的更为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若搨帖，一人一次只能搨一份；若拓石，一人一次可以拓数份，或数十份，或更多。拓石一次可以复制许多份，这意味着它在复制中的生产效率，比搨帖可能高出很多；不仅如此，这种复制方法还不难转移到书法以外的领域中去，由此对信息传播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意义，将难以估量。为什么拓石一次可以复制许多份？见过拓石之人不难明白，在复制过程中，一块碑石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连续重复使用。碑石在复制中具有的这种可重复性，这正是拓石这种复制技术具有生命力所在。雕版印刷在复制技术上，主要就是自觉地利用了拓石复制中的这个可重复原理，从此开辟了人类古代史上信息传播的新纪元。

因此，在中国古代史上，一旦出现拓石，就意味着印刷术的发明，已经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