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类的作品占大多数，书风特点与史评相吻合。如《城南唱和诗》、《四书注稿》、《论语集注残稿》、《致彦修书》。

另一类朱熹款作品书风相近者仅两件，且风格十分相近，如《书易系辞册》和这件海外回流的拍品《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

两类作品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书法风格上，更体现在两者的书写水平上。如果说前者数件作品的差异存在书风演变的差异，真伪的差异，但其中仿品也极力追随真品的书风。真伪书法中体现着或多或少的魏晋书风。

而后者则书技拙劣，鲜有大家气象。如果我们认定这两件作品是朱熹的真迹，甚至认为是仿制水平尚可的赝品。那么陶宗仪、董其昌、扬慎等人对朱熹书法的评价应定为妄语。

任何一个人的书写习惯是终生不变的，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著名书家。即使有意改变，也能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因为，一个人书写时他的生理、习惯乃至受教育素质等，在书写训练方法等内外因素是渐进发展、协调统一的。

尤其是著名书家的早、晚期之分；大、小字之分更是一脉相承。

远观颜、柳、欧、赵四大书家的早、晚期书法之变，大字、小字之形，近看启功，刘炳森等现代书法大师之迹，均难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写工具的变化给书法带来根本性的差异。就是他们用钢笔写出的字体，也与毛笔书法风格无异。这一简单的道理，连仿制者也熟记心中。若从此来判断两幅书风截然不同的作品为同一人所书，只能是受某种利益所驱使下的牵强附会。

存世的朱熹书法作品真迹中，以《城南唱和诗》为其代表作，行笔顺畅，行气连贯，点划圆润，中锋入笔，藏锋隐芒，结构秀美，偶露变化，以求字体和行气整体之生动之态。正如古人所评，有魏晋人风度。其受“二王”书风的影响是很大的。

朱氏所书，不论真伪，均应与此品书合。

古人语朱氏善大字，按宋代文房用品之发展，尚无大笔，大笔不过今日笔店中的小型斗笔。另受宋代造纸张幅、书案大小限制，所谓大字应不过两拳，书写者应仍以肘腕之力运笔，字的点画，结体不会因大小而发生变化。而朱熹款《书易系辞册》，中字仅大过成人之拳，《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中字尚未大过成人之拳，已与真迹字体谬之千里。

两书如一人所写，《书易系辞册》水平略高，但全无魏晋人之书风，应令陶宋仪，董其昌、杨慎等人观后瞠目。

《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的作者应没有见过朱熹书法真迹或水平高的仿品，匆忙中找来一支兼毫秃笔。虽有的笔画也能中锋入笔，但此笔甚小，故有时笔肚触纸，且败笔很多，犯书家之忌，行书不似隶书，笔肚触纸应迅速离开，以求变化，但以笔肚下按来延长点画的长短和宽窄之变化，又以小笔写大字，故败笔极多，如所有的竖笔，无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釵股”之感，倒有“折柴”之象，如“闱”、“榜”、“同”、“芹”、“袍”、“新”、“东”、“才”、“儒”、“门”等字。

古代书法中一个字的长竖笔往往是展示书者功力的体现，连接字与字气势的“字眼”，善书者写得十分精彩。而此册的“年”、“辞”、“泮”“醉”、“东”等字，不是故作颤笔，就是任意拉长。颤笔者，笔断意断气断，不知古人书学三昧，拉长者，中锋行笔起波伏无功力，止笔处下顿与上提不知所学。

总之，通篇文字，无一处可圈可点之处，不一一列举，书技一般，行笔狂躁。似不堪心志之苦，肌肤之劳、奋起乱书一通，若此为朱熹所书真迹，一代大儒心智若此，一世英名，由何而得。

古人云：“文如其人”，书法亦然，观朱氏《城南唱和诗》、字字玑珠，无不一一与心相印，从中可窥学者风范。

传承有绪，为鉴古书画关键之一。就是一幅仿作，也要千方百计、伪造出经历了前代的传承。

《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如此重要的朱氏墨迹，竟然不见古代典籍记载，８００年间，默默无闻于乡里，册跋中可知原有题跋，被收藏者因“残不堪”，“且不关记载”而割去。

古代书画上题跋，无一不与书画本身有关，更是后代炫耀传承的工具，如何不关记载？难道残不堪的题跋均只朱氏门人彦忠、彦孝家中豆腐房的流水账？

朱熹在理学上的贡献为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珍视、敬仰，家有一字，无不视若拱璧，大肆传扬，编纂入朱氏诗文集。而朱熹赠门人诗，虽然有诗文“真迹”传世，却不见著录于朱氏诗文集？

读此册后，方解辽博所藏《书翰文稿卷》后跋语：“朱帖在世间多伪”之句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