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佛像的造型处理上，前后期风格样式也发生了变化。龙门的北魏造像，初期仍为大同云冈旧式，虽有局部的变化，但面容刻画多为清瘦秀劲的秀骨清像。北齐造像则开始呈现矮胖壮健，隆胸宽肩的体态，这是一种由北魏风格向盛唐风格过渡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至高宗时期的唐代龙门佛教造像，大多圆肥丰满，身躯挺直，刀法系直刀与圆刀并用，开始注重人体解剖关系，实现了造型风格的重大突破。

武则天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是唐代造像的标准典型，也是盛唐石雕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石雕艺术发展到盛唐阶段，其技艺已达到极为高超的程度。

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石雕的盛衰皆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繁荣及其衰颓有关。据传闻，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典雅华丽形象，就是以武则天的容貌为模特塑造的。当时，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率百官大臣参加大佛的开光落成仪式，盛况空前，一时传为美谈。神圣的宗教场所，成了世俗社会竞奢逐华的乐土，自然宗教的神叫也就被人情世故气氛所浸染，佛像衣褶的华丽流动，丰腴暴露的肌体，曲线婀娜的绰姿，都衬映出盛世的尘嚣。

同样，安史之乱前后，唐代造像由成熟便走向衰落。首先是造像规模和数量大不如前，而且形象刻画大多苍白无力，样式呆板，已失去前期丰富多采的自由活泼的写实风格。龙门石窟的艺术盛衰，大体上代表了中原地区隋唐时代雕刻艺术演变的一般装况。

然而，历史的发展也往往是不平衡的，自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给华南的文化艺术析发展带来了机遇，尤其是佛教石窟艺术，从晚唐开始在江南崛起，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要首推四川大足石刻。可谓石雕艺术的一大奇观，其中又以两宋时期的作品最为出色。

隋唐时代的石雕艺术，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石雕建筑，这种将实用与审美巧妙结合的建筑艺术范例，要首推建成于隋大业年间的河北赵县安济桥。从安济桥的构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隋唐时代的建筑在运用石雕构件上，远比前代更为普遍，成就也日益突出。建筑与雕刻装饰的进一步融合提高，使得隋唐的石雕艺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隋唐时代的墓室、墓志和石碑上的石雕装饰图案花纹，也是后世艺术家师法造化不尽源泉。

隋唐时代的石刻浮雕和线刻精品很多，其总的特点就是装饰于建筑、石窟寺和墓葬及其随葬物。现存的唐代大雁塔石刻装饰浮雕——乐舞天人，就是当时建筑石雕的杰作。其中舞人的姿态自由欢快，飘飞的带饰充满动感，端坐的东伎各具绰姿，形成对比观照，左琵琶左琴瑟，夸张舞动的带饰，使整体画面实现了动态的平衡。它与佛教艺术中最美的飞天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石刻画像的创作，自汉以来，至隋唐时期达到高峰，内容也逐渐趋向于写实，画面充满了世俗生活的风情。它前承两汉南北朝的遗风，创造性地拓展了表现的题材内容，对后世的佛教、道教和各种写实性的石刻线雕画偈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刀代笔、雕刻于石面的阴线画像，实际上就是把国画的白描形式升华为雕刻艺术，因而它兼有笔画线条的俊逸飘洒，又深得石刻刀法刚劲有力、一丝不敬的精髓。隋唐陵墓石刻线雕人物画是丰富多采的。还有一些较为小型的圆雕作品，它们同样能反映当时石刻艺术的巨大成就，其中唐朝杨思勖墓两件石刻俑就属罕见的代表作。杨思勖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品散失，但残存的石雕作品仍有很高的价值，如其石棺为青灰色岩石雕刻而成的殿堂形式，石棺内外，雕刻有男侍、狮子、鸟兽、卷草、宝相花等精美的图案花纹，堪称石刻与线刻绘的珠联璧合。

五代的石雕

进入五代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中原文化的极大破坏，再难有艺术上的突破性发展，所以五代石雕基本上维持着唐人写实纤巧华丽的作风。边区与江南受战祸影响较小，经济繁荣，加上统治阶级崇尚艺术的繁华，所以在创作的题材选择，乃至风格、技法和审美情趣上，都比中原有较多的创意和发展。

五代是短暂的，佛教石窟等建筑石刻的创制，自然也今非昔比，称得上能继前期辉煌余绪的仅有南京栖霞山佛教建筑石刻艺术。五代建成的栖霞山佛寺今已不存，其残存的舍利塔建于南唐时期，这座塔高约18米，为灰黑色大理石八角五层佛塔。塔的造型华美庄严，其构图也创造了中国密檐塔的一种新形式。它的基座绕以栏杆，其上以覆莲、须弥座和仰莲承受塔身，基座和须弥座形象突出，且饰以华丽的雕饰，这是过去的密檐塔所未见。

刻塔的雕刻成就，是集中反映在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浮雕造型上，塔基西北面雕佛之诞生图，此外还有出游、降魔、成道、涅磐等佛传故事的浮雕主题。其画面内容充实，具象繁富，造型风格细腻纤巧，每根隅柱还有神王和龙的高浮雕，塔身前后两面雕成门形，分别雕有文殊、普贤、二天王、二仁王形象，向上收缩的塔身镂刻佛龛，龛中雕有坐佛。这充分体现了栖霞寺舍利石塔，是当时江南佛教深入人心的写照。由于王朝的频繁更迭和战乱不已，人们只好将不晏的心绪，寄托于对宗教天国的憧憬。栖霞寺石塔浮雕中的佛传故事，正是一种将人们从喧嚣的尘世苦旅引向超脱虚无境界的形象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