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由于准部割据新疆，玉路受阻，内廷玉材匮乏，治玉不多。乾隆二十五年之后回部每年贡玉四千斤，内廷玉材充实，促进治玉业发展，终于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道光以后新疆多变，玉料进入内地较少，内廷仍以乾隆时期贡玉雕琢玺印用具。张格尔之变，沙俄入侵，正常的玉石贸易遭到破坏，和田玉入关减少，价格高昂，于是岫岩玉、独山玉被起用，缓解了和田玉不足的窘状。

　　1911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帝王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逝，和田玉作为帝王玉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结束了。

儒家的玉德观是和田玉广泛普及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

　　和田玉登上帝王玉的宝座已是文明时代之初，其前玉器已经历了6000年的发展，其功能遍及祭祀神灵、标明尊卑、区分职责、殓葬尸体等等，这些非生产的社会功能无非是由“玉，神物也”的核心派生出来的，玉的神秘性驱动它步入上层建筑的若干重要领域。

　　和田玉走上历史舞台时，玉的神秘性仍然笼罩着西周帝王，和田玉是王家天府守藏的对象，如天球即雍州所贡之玉如天色者，也就是和田青玉，遇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于西序，事毕收归天府贮藏。很有可能和田玉进入内府后先与华山之球、夷玉、河图等共存，不久便逐渐取代了地方玉的上述功能。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儒家赋予它“德”的内涵，使和田玉获得了新生命。

　　儒家将“德”与和田玉对应，提倡玉德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据史料记载，至迟在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公元前 645年）便提出玉有“九德”。至春秋晚期，儒学宗师孔丘提出玉有“十一德”，将玉德的观点推向高峰。孔子的玉德是利用玉的自然表征（即玉的化学物理诸性能）形象地解释人们的品德和操行。孔子的玉德学说是答复子贡提出贵玉轻珉的问题时说的一番话，孔子曾先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接着提供出了11点儒学玉德观：

　　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孔丘德与玉的比喻是否妥当今天来看已无关紧要，最重要的还是孔子把君子与玉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是君子比德于玉，要求君子要像玉那样具备十一德并付诸实施；二是君子要像玉那样品性和仪表上都要温和。二者的核心则为玉是君子的化身，君子要佩玉，无故玉不去身，这种观念促进了玉文化的发展。它的贡献就是将玉从帝王手中解脱出来，为君子所佩，使君子不忘要像玉那样温和，要像玉那样有德。

　　孔丘心目中的君子并不仅仅是君王，而是与小人相对立的正派的、有教养的人，这里包括像他那般的失意小官吏和有文化的士庶人物。凡是君子都有资格佩玉，扩大了佩玉人的社会阶层，有它的进步意义。

　　儒家的玉德观到了东汉又发生变化，这表现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玉”字的诠释上。他继承了孔丘的玉有德观点，并适应时代，对其十一德做了调整：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从此，“玉”的诠释及玉德的内涵均以上述规范而固定下来。许慎保留了孔丘玉有十一德的“仁”、“义”，将“义”提到第二位。从另一角度作了比喻，以智代知，其后之八德一概删除，新增“勇”、“絜”二德。许慎玉有五德较孔丘玉有十一德精练简明。

　　孔丘提出的玉有十一德为玉注入新的内涵，是一次升华，并适应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的社会需要。到了东汉，许慎“玉，石之美，有五德”的概念使玉的内涵具有矿物、美学的和德行的 3个侧面，为东汉以后的玉文化注入了新血液，使其获得了新发展，玉又有了观赏价值、装饰功能并向陈设、器用领域开拓。但许慎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神圣的、尊贵的玉器在他死后渐变为藏品和商品，这正是近古和田玉所遭遇的严酷形势。

和田玉工艺鬼斧神工精美绝伦

　　玉石工艺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使用砣机。治玉工艺主要是通过砣机来完成的，当然，切割、锼（ｓōｕ音艘）镂、抛光等非砣机工序也是不可忽视的。

　　史前期的和田玉器加工工艺均借用治石工艺，如打击、磨平、钻孔等。楼兰遗址出土无孔玉斧反映史前期楼兰地区治玉工艺水平显然是不高的。甘肃齐家文化治玉工艺因器制宜，精粗咸备，从静宁玉琮来看，其工艺水平是很高的，但较龙山文化治玉水平尚有所距离。

　　和田玉进入王室始于齐家文化，盛于夏商。此时的砣机已改用青铜铊子带动蘸水沙磨治玉子成器。有了良玉和利器，夏商玉器工艺的提高可能。商帝王玉重双勾，周玉用一面坡斜刀。这种工艺的改进给商周玉器带来了委婉与流畅的不同韵味。春秋玉器纤细，战国玉精致，春汉玉器简繁自如、随心所欲、无所不工，这也与钢铁铊子有关。隋唐至元的玉器生机盎然，充满画意。清代乾隆时期玉工艺集历代大成，古色古香的时令玉和仿古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自齐家文化、夏、商至清代大约四千余年，和田玉治玉中心由西向东移至中原各王都，玉工的身份由奴隶、工奴到工匠，逐渐解脱了人身束缚，成为自由的玉匠，在贡品、商品的生产中代代相传，出现许多技艺娴熟的匠师，可惜他们的名字基本没有流传下来。见诸文献的玉工仅有秦代孙寿（用蓝田玉做传国玺）、西汉丁缓（长安巧工）、五代颜规（吴越广陵王钱元〓时苏州玉工）及陆子刚4人。

　　陆子刚是明代碾琢和田玉众多工匠中惟一留下名字的一位玉工，名气很高。他是嘉万时期太仓州人，是一位碾玉妙手，擅长仿古玉的碾琢。见诸文献的作品有玉簪、白玉印池、水丞、避邪、百乳白玉觯等玉器。现存陆子刚款玉器甚多，仅故宫博物院就收藏陆子刚款玉器约30件，有壶、杯、洗、盘、墨床、笔格、笔舔、磬、佩、璜、觹、〓子、带钩、簪等器。因其风格杂陈、优劣悬殊，真赝难辨。

　　清代内廷雍正元年至宣统三年（1723～1911年）留下姓名的玉工有袁景邵、陈廷秀、 宋仁、金振寰、周文正等50余人，大多为江南玉匠，也有少数家内玉匠。

　　和田玉玉器的工艺水平是很高的，远远超过珣玗琪、瑶琨等玉器工艺。它前后经历了四千余年的漫长过程，不断地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时代风格非常鲜明，堪称巧夺天工、无与伦比。

和田玉文化中心移往中原

　　已如上述，西北球琳即和田玉，产于昆仑山北坡及其甘肃、青海境内余脉。然迄今所见的史前和田玉玉器的玉材均出于昆仑山东段或甘肃境内，这是和田玉向东传播的第一步，或者这就是“玉石之路”东段的原始线路。夏、商、周三代，由甘肃再向东部的陕西、山西、河北以及河南等地继续传播。和田玉征服了东北的珣玗琪和东南的瑶琨，成为帝王玉的主要玉材。

　　从已掌握的材料判断，和田白玉河、墨玉河所出子玉向东流通可能晚于东部球琳，但和田玉到达中原地区的时间至迟也不会晚于西汉。

　　过去盛传巴格达舌遗址已出土过和田玉，究竟是西部和田玉（如叶尔羌玉）还是东部和田玉尚不清楚。

　　上述和田玉向东、西两翼传播的过程目前因受出土资料贫乏的制约还有待日后再作研究。当今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古老的“玉石之路”的探索，希望早日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呢？其目的就在于研究和田玉玉文化的分布、传播、水平及其中心。在此仅以己见资料作出以下判断并作为本文的结语。

　　1. 昆仑山东部和田玉率先进入“口内”并向东继续传播；中部和田玉接踵而来，或于略晚的时候到达中原夏、商、周王室。

　　2. 新疆地区出土玉器和文献资料可证，西域诸国也曾有自己的玉器制造业和本地的玉文化，但其带有分散、孤立、低层次的弱点，它的强势在于控制玉石资源，作为贡品或商品输往中原，与中央政权修好，互通有无。

　　3. 和田玉为中原王朝所接受，被视为“真玉”，帝王用于祭祖和祀神，或佩于胸前以示尊贵。“王用全”也就是使用最优质的和田玉，最终形成了以和田玉为主体的帝王玉文化、朝廷玉文化以及庶民玉文化，即中原玉文化。

　　4. 玉有德是儒家对和田玉的最为精辟的诠释和发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将玉与君子捆绑在一起，为玉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和现实气氛。

　　5. 和田玉产地在昆仑山。西域诸国有机会利用和田玉琢磨玉器，有的绿洲国家（如于阗）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玉文化。虽与中央朝廷有所交流，但仍未超出地域限制，故和田玉玉文化中心在中原帝王朝廷及其都城。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中原玉文化的玉料来自新疆和田，而在一定的时期内也接受西域玉文化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叙述，可以了解和田玉虽然产于昆仑山北坡，出于其谷地河流及戈壁，但其砣碾中心、文化领地以及活跃舞台却在中原。由于它的质地异常优越，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玉料，成为比德之载体，亦为历朝帝王奉为真玉，终成帝王玉主流玉料。它不仅继承了东部地区出产的珣玗琪和瑶琨及其所具有的“神物”和“符瑞”的内涵和功能，又被儒家标榜为君子的化身、德的象征，规范着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后世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艺术瑰宝和文化遗产。

　　总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文明时代全过程的四千余年，和田玉压倒问世较早的珣玗琪和瑶琨等各地玉料，取得帝王玉的卓越地位，这是任何其他玉材玉器所不具备的特殊价值。它的帝王玉的美誉结束于1911年清帝逊位。1912年建立了共和制国家之后，和田玉帝王玉的丰厚历史积淀及文化遗产仍然推动它在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继续发展，至今仍然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华裔文化圈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