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之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为分档鼎，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新式样，在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方鼎在中期是缺环，还没有材料证明中期的方鼎是何种式样，但可以确知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殷墟五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即未见。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皆大而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皆直壁，口沿有宽阔加厚的边条，小屯188号墓即出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五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特殊形式，他处皆不出。

鬲这类器不甚流行，传世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纹饰为典型的晚期前段式样。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有一例，为圈足双耳。以后即未见。晚期前段出现无耳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五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大，无耳簋是晚期前段盛行的式样。此时尚未发现有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的数量很少。觚的造型脰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徙存形式而不穿透。斝类器中分段形的变化不大显著，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

。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方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中期的还没有发现，但是在晚期前段又重新出现。本期内还出现了角，角这种饮酒器本来就很少，殷墟五号墓出土爵近五十器，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显著增高，有的圈足特别高，这类圆体的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有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点是圈足都很高。这类高体的有肩尊，湖南宁乡等地出土的较多。但是这种尊流行

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后就邃然减少。饔(瓿)这种器形有短颈和无颈合口两类，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石楼的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及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颇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高体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就基本上不再铸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体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毕竟是越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五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商周彝器通考》图989盂，形体似盆而深，唇阔而平，无耳而有四系，兽面纹是晚期前段典型式样，似稍早于寑小室盂。另—种所谓“中柱盂”，郑州商城窖藏商代早期的有一例，器形似盘，中有一以困纹为饰的柱。殷墟西北冈大墓和殷墟五号墓中柱盂皆似水器盂形，有附耳。西北冈的盂中柱围绕四条龙，作为水器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用途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