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土的里耶秦简固然可以说明秦代书吏实际应用的书体和书风的多样性，而长沙马千堆一、三号墓出土的简帛文字，则更能说明秦汉之际所流行的书体、书风的实际面貌。 先以马王堆一、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几十块木牌来与里耶出土的秦代木楬作一个比较，很显然，两者有着篆书和隶书的根本区别。例如“腊兔笥”(图三)中的“笥”字，就基本脱尽了篆书的构形要素。再如“唐扶籽笥”(图四)中的“唐”字，尽管其构形还留存着篆书的一些影子，但那隶书中最典型的波挑笔画，可谓是写得飘逸灵动得很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秦代书吏书写时篆隶皆用的局面在汉初已由不拘一格、风格各异的古隶所取代。这一点，我们也可从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 简牍中得到证明。

马王堆一、三号墓共出土竹木简牍922枚，其中除200枚医简外，其余都是遣策，这些遣策的抄写时代大致可定，即三号墓下葬的公元前168年左右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