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一切的标准。在紫砂壶世界里，一个款识代表一个陶人、一个品牌、一种风格，更代表着一种水平、一种责任。这种准确而特定的“隶属感”，让我们从器物本身的玩赏品鉴，升华至形而上的人文精神。透过这种“指名道姓”的署款文化，也让我们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得以透过文献、传器，梗概知悉这些陶艺先辈们的制器风格与点滴佚事。　　就这样，我们知道400年前的时大彬是紫砂壶界第一个以茶壶进行“关说”的陶人(《先进录》：时子之入学，以一罐得也);我们也知道第一个将学生作品拿来署上自己款识的人，一样是时大彬(《阳羡茗壶系);我们更知道，在成名后耽于逸乐，不务本业，靠着弟子们的“代工壶”谋利，终至技艺日衰的陶人不只是当代部分名手如此，事实上在明代的陈信卿便已立此殷鉴了!当然，我们也从文献中了解到，为紫砂壶艺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只是当代的高海庚，早在明代的陈仲美便是“心思殚竭，以夭天年”!令我辈感慨的是，人性与紫砂壶的互动数百年来仍未改变，人性的善与恶反而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