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从原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在金文的字形与书写风格上仍具有较多的共性。铜容器铭文中字形规整的一类，以洛阳金村东周墓葬出土的骉羌钟铭文最著名，从铭文内容可知，钟是韩器，作于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22年)。铭文铸成，结体长方匀称，笔画圆转、细劲，郭沫若曾谓之“规旋矩折，而逼近小篆，是有道理的。其端庄、舒朗的风格亦与上述凝重的齐国金文形成一定的差异，较之春秋晚期晋器中之赵孟疥壶的那种故作修长的字体显得较为稳重、匀称，确有可能受了当时西方秦国文字的影响。洛阳金村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令瓜(狐)君嗣子壶，是战国时魏器，其铸铭与骉羌钟相近，但可能偏近于手写俗体，在规整程度上稍差。

与三晋相邻近的中山国之青铜器有着极优美的铭文，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王墓中出土的“平山三器”(包括中山王臖鼎与方壶，倿螆壶)之刻铭，其字形修长，细劲而又潇洒,点画之间或具修饰性的点缀，堪称战国铜礼器铭文中最具艺术性的美术体。其中方壶铭文长达四百五十字，也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金文。

南方的楚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