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在古代茶文化园地里占有一席之地，这首诗所描绘的是文人雅士以及朝廷命官，在闲适的茗饮中采取的一种高雅的品茗方式，主要是斗水品、茶品(以及诗品)和煮茶技艺的高低。这种方式在宋代文士茗饮活动中颇具代表性，从他的诗可以看出，宋代武夷茶已是茶中极品、也是作为斗茶的茶品。同时写出宋代武夷山斗茶的盛况。 诗的内容分三部份。第一部份写这些用于斗茶的贡茶的生长环境及种、采、制和如期朝贡的情形，并点出建茶的悠久历史：“武夷仙人从古栽。”中间部份描写热烈的斗茶场面，斗茶包括斗味和斗香，比赛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所以茶的品第高低，都有公正的评价。因此，胜利者很得意，失败者觉得很耻辱。结尾部份多处用典，衬托茶的神奇功效，衬托茶味之美，认为茶胜过任何美酒、仙药，它可以醒千日之醉，它比灵芝仙草还好，啜饮后能飘然升天。假使卢仝、陆羽在世，他们将会给斗茶写赞美诗，把斗茶写入《茶经》。把对茶的赞美推向了高潮。 据明人冯时可的《茶录》记载，蔡襄对范仲淹《斗茶歌》中的二句诗“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中翠涛起”有意见。因为，宋代认为极品茶以白色为佳，翠绿乃次级品。所以，蔡襄建议将“绿尘”、“翠涛”，改成“玉尘”、“素涛”才对，而范仲淹对此也称善。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于是，“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苏轼《荔枝叹》)。前丁后蔡，是指丁谓和蔡襄，两人都曾为福建转运使，在北苑监制贡茶，创制“大龙”、“大凤”团茶，蔡襄更制“小龙团”称“上品龙茶”。说明宋代斗茶是为了北苑贡茶评选“上品龙茶”的原料，能夺取斗品的桂冠是无上荣光的。所以，“争新买宠”而各出奇招，企望借小小的茶叶而加官晋爵，平步青云。 苏轼在《荔枝叹》中，借古讽今，先谴责自东汉至唐，以进贡鲜荔枝博取宫妃欢颜而不得不“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害得劳动人民“颠坑仆谷相枕藉”，“惊尘溅血流千载”，进而讽刺当朝大臣丁谓（丁晋公，宋真宗时宰相）、蔡襄之贡大小团茶，钱惟演进贡牡丹，取宠于皇上。诗曰：“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苏东坡还自注曰：“大小龙团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作此事耶！’”建溪龙凤团茶最为精好的是“头纲”，即指惊蛰或清明前制成的首批贡茶。据丁谓《北苑茶录》载：“每岁分十余纲，惟白茶自惊蛰前兴役，浃日而成，飞骑疾驰，不出仲春，已至京师，号为头纲”。这种“头纲”茶，品质优异，数量极少，主要用于进献皇上。当朝的高官权贵曾有“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的感叹，可见此茶的珍贵。欧阳修在《龙茶录•后序》中写道：宋仁宗赵祯对此茶“尤所珍惜，……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两府八家分割以归，……藏以为宝”，“至嘉佑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预，至今藏之。”八位高官，仅获赐一饼，且分割而归，藏以为宝；身为谏官的欧阳修，供职二十余年仅获一赐，此茶之身价可想而知。其实，对于龙凤团茶，大文豪苏东坡也是望眼欲穿，企盼能获得皇上一赐。他在《七年九月自广陵如召还复馆于浴室东堂八年六月乞会稽将去汶公乞诗乃复用前韵三首》之一中云：“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上人间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道出了苏大学士企盼能获赐“头纲八饼茶”的心情。苏东坡通过《荔枝叹》犀利地揭露了帝王的骄奢淫逸，官吏的献媚买宠，并对因此而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莫大的同情，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对蔡襄的指责，却只看表象不见本质。蔡襄改制小龙团，确有“争新”之实，却无“买宠”之意。用历史发展观加以分析，可以说身为福建转运使（专为朝廷督办贡品的官吏）的蔡襄督办贡茶、创制小龙团，乃依常例的合情合理之举，斥之为“买宠”，不但失之求全太过，而且是对忠惠公高洁品格的亵渎。对其推动茶叶生产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

南宋淳熙六年(1179)，诗人陆游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曾主持建州北苑龙焙为征集北苑龙凤茶的精制原料，在武夷山“竞台”开展一次斗茶活动。这位精通茶艺、深谙斗茶品茗之道的诗人，在其《雪后煎茶》中写道：“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年逾八旬的老诗人，家国之事已不复关心，而独不忘煎茶；雪融井涨时，以雪水煎茶，味醇而甘洌，实为老人一乐也。 建州北苑式的斗茶之风，从武夷山传播开去，风靡全国，形成一个高雅的茶文化之风。后来斗茶的时间也不再限于新茶下山，不同于评选“官茶”的品第，更重视评比斗茶者的点汤技术、品评功夫。久而久之，斗茶逐渐成为上至帝王宫廷，下至市井农家的一种评比茶质优劣和品评茶艺高下的茶道精神。 （编辑：茶叶门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