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谓之“苦茗”；活，是品饮岩茶时的心灵感受，即“啜英咀华”时需从“舌本辩之”，并注意“喉韵”、“嘴底”、“杯底留香”等。（参见黄贤庚编：《武夷文化“嘉茗飘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岩茶香气独特，品饮方法奇妙，富有幽雅高尚而迷人的情趣，是其他茶无法比拟的。 蔡襄《北苑十咏•试茶》：“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雪冻乍成花，云闲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从盛茶的器皿，煮茶的泉水，杯中的茶叶“雪冻成花”化作“人间雨”各个视点铺陈点染，写尽武夷岩茶的品饮情趣。 陆游一生嗜茶。宋淳熙五年（1178），他自蜀东旋，曾提举福建和江西两路常平茶盐公事，当过十年茶官，有机会品尝众多茗茶，精于品饮，先后写下300余首茶诗，是历代创作茶诗最多的诗人。他赴任建州提举茶事时，正值漫天飘雪。在建州同僚为他接风的“茶宴”上，陆游即席赋诗一首：“春残犹看少城花，雪里来尝北苑茶。未恨光阴疾驹隙，但惊世界等流沙。……”后又写下《建安雪》：“建安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欲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荔子腴玉肤，自古难兼熊掌鱼。”诗明咏雪，实为咏茶，把品尝建茶当作入闽的一种乐趣。他还在《野外煎茶》一诗中写道：“槐火初钻燧，松风自候汤。携篮苔径远，落爪雪芽长。细啜襟灵爽，微吟出颊香。归时更清绝，珠影踏斜阳。”年逾八旬的诗人竟亲自携篮踏着苔径采摘茶叶，未经加工便烹煎啜饮，入夜方归，久久不能忘怀。

《朱子大全》中所载朱熹咏茶诗不多，却是意境深远言简意赅的佳作。如《茶坂》：“携籝北岭西，采撷供名饮。一啜夜心寒，跏趺谢衾枕。”茶坂是指山坡上成片的茶园。籝是装茶用的篮子。跏趺是指双足交叠如佛禅打坐。衾即睡觉用的被子。此诗既写了采茶的艰辛，又写出了品茶的乐趣。饮茶之后不思寝席，也不怕月夜的寒冷，茶叶的破睡之功与解乏之效跃然纸上。

清人袁牧在《随园食单》中，对武夷岩茶的品饮之乐有着入木三分的见解。 袁枚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不喜欢武夷岩茶，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游历武夷山，来到幔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沦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二“斗茶”

“斗茶”又称为“茗战”，是一套品评、鉴别茶叶优劣的办法，它最先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斗茶最早兴起于唐朝，盛行于宋代贡茶之乡的建州北苑龙焙和武夷山茶区，当今的茶王赛与宋代斗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宋代贡茶的基础在福建建安的北苑，头号茶也盛于此。而后经蔡襄的介绍，朝中上下皆效法比斗，成为一时风尚。每年到了新茶上市时节，茶农们竞相比试各自的茶，评优论劣，争新斗奇，竞争激烈。

宋代茶人、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武夷茶区斗茶活动的热烈场面。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赡。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期，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者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 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 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 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这是一首脍灸人口的茶诗，有人把它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如《诗林广记》引《艺苑雌黄》云：“玉川子有《谢孟谏议惠茶歌》，范希文亦有《斗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优劣论。”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在古代茶文化园地里占有一席之地，这首诗所描绘的是文人雅士以及朝廷命官，在闲适的茗饮中采取的一种高雅的品茗方式，主要是斗水品、茶品(以及诗品)和煮茶技艺的高低。这种方式在宋代文士茗饮活动中颇具代表性，从他的诗可以看出，宋代武夷茶已是茶中极品、也是作为斗茶的茶品。同时写出宋代武夷山斗茶的盛况。 诗的内容分三部份。第一部份写这些用于斗茶的贡茶的生长环境及种、采、制和如期朝贡的情形，并点出建茶的悠久历史：“武夷仙人从古栽。”中间部份描写热烈的斗茶场面，斗茶包括斗味和斗香，比赛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所以茶的品第高低，都有公正的评价。因此，胜利者很得意，失败者觉得很耻辱。结尾部份多处用典，衬托茶的神奇功效，衬托茶味之美，认为茶胜过任何美酒、仙药，它可以醒千日之醉，它比灵芝仙草还好，啜饮后能飘然升天。假使卢仝、陆羽在世，他们将会给斗茶写赞美诗，把斗茶写入《茶经》。把对茶的赞美推向了高潮。 据明人冯时可的《茶录》记载，蔡襄对范仲淹《斗茶歌》中的二句诗“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中翠涛起”有意见。因为，宋代认为极品茶以白色为佳，翠绿乃次级品。所以，蔡襄建议将“绿尘”、“翠涛”，改成“玉尘”、“素涛”才对，而范仲淹对此也称善。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于是，“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苏轼《荔枝叹》)。前丁后蔡，是指丁谓和蔡襄，两人都曾为福建转运使，在北苑监制贡茶，创制“大龙”、“大凤”团茶，蔡襄更制“小龙团”称“上品龙茶”。说明宋代斗茶是为了北苑贡茶评选“上品龙茶”的原料，能夺取斗品的桂冠是无上荣光的。所以，“争新买宠”而各出奇招，企望借小小的茶叶而加官晋爵，平步青云。 苏轼在《荔枝叹》中，借古讽今，先谴责自东汉至唐，以进贡鲜荔枝博取宫妃欢颜而不得不“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害得劳动人民“颠坑仆谷相枕藉”，“惊尘溅血流千载”，进而讽刺当朝大臣丁谓（丁晋公，宋真宗时宰相）、蔡襄之贡大小团茶，钱惟演进贡牡丹，取宠于皇上。诗曰：“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苏东坡还自注曰：“大小龙团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作此事耶！’”建溪龙凤团茶最为精好的是“头纲”，即指惊蛰或清明前制成的首批贡茶。据丁谓《北苑茶录》载：“每岁分十余纲，惟白茶自惊蛰前兴役，浃日而成，飞骑疾驰，不出仲春，已至京师，号为头纲”。这种“头纲”茶，品质优异，数量极少，主要用于进献皇上。当朝的高官权贵曾有“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的感叹，可见此茶的珍贵。欧阳修在《龙茶录•后序》中写道：宋仁宗赵祯对此茶“尤所珍惜，……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两府八家分割以归，……藏以为宝”，“至嘉佑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预，至今藏之。”八位高官，仅获赐一饼，且分割而归，藏以为宝；身为谏官的欧阳修，供职二十余年仅获一赐，此茶之身价可想而知。其实，对于龙凤团茶，大文豪苏东坡也是望眼欲穿，企盼能获得皇上一赐。他在《七年九月自广陵如召还复馆于浴室东堂八年六月乞会稽将去汶公乞诗乃复用前韵三首》之一中云：“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上人间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道出了苏大学士企盼能获赐“头纲八饼茶”的心情。苏东坡通过《荔枝叹》犀利地揭露了帝王的骄奢淫逸，官吏的献媚买宠，并对因此而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莫大的同情，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对蔡襄的指责，却只看表象不见本质。蔡襄改制小龙团，确有“争新”之实，却无“买宠”之意。用历史发展观加以分析，可以说身为福建转运使（专为朝廷督办贡品的官吏）的蔡襄督办贡茶、创制小龙团，乃依常例的合情合理之举，斥之为“买宠”，不但失之求全太过，而且是对忠惠公高洁品格的亵渎。对其推动茶叶生产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

南宋淳熙六年(1179)，诗人陆游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曾主持建州北苑龙焙为征集北苑龙凤茶的精制原料，在武夷山“竞台”开展一次斗茶活动。这位精通茶艺、深谙斗茶品茗之道的诗人，在其《雪后煎茶》中写道：“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年逾八旬的老诗人，家国之事已不复关心，而独不忘煎茶；雪融井涨时，以雪水煎茶，味醇而甘洌，实为老人一乐也。 建州北苑式的斗茶之风，从武夷山传播开去，风靡全国，形成一个高雅的茶文化之风。后来斗茶的时间也不再限于新茶下山，不同于评选“官茶”的品第，更重视评比斗茶者的点汤技术、品评功夫。久而久之，斗茶逐渐成为上至帝王宫廷，下至市井农家的一种评比茶质优劣和品评茶艺高下的茶道精神。 （编辑：茶叶门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