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版本界，把“善本”的年限界定在乾隆六十年以前，除去考虑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以外，亦包含了对雕版印刷是否考究、精美的“艺术代表性”的考量。“康乾盛世”以后，嘉庆临朝，国势渐衰，清王朝开始步入下坡路，吏治腐败，经济凋零，表现在这个时期的刻本上乏善可陈，刻书失去了昔日纸精墨良，字体舒展圆秀，大气洒脱的风采。由于财力拮据，“开本变小，行款变密，纸张低劣，刻工粗俗”的刻本泛滥。这也是乾隆以后的刻本难入“善本”的重要原因。直至晚清，朝廷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汉臣，剿灭太平天国换来一段短暂的“中兴”景象。作为曾国藩力倡的“文化中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各省设立官书局，出官帑刻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书籍，史称“局本”。这些刻本在编纂、校勘、雕印和装潢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见图版１、２），丝毫不逊色于清初的“殿版”，一扫清后期刻书业的颓败气象，演绎了一段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最后的辉煌。

设立官书局本身是一种文化作为，但它的出现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当时，作为一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