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成文起因与企图觅矛盾，确认假冒文献

成文起因与企图也是成文背景的一部分，只不过更具体一点。起因指的是直接引起撰写某文献的原因。企图指的是撰写某文献的目的与意图。如果成文起因与企图，同文字内容所述有矛盾与相悖，那就是虚假文献。

例如，《杨靖宇借款契约》，其中写道：“借款契约人杨靖宇因抗日钱粮贫乏……向林延文名下借款银元八百元整，三分利，抗日胜利以后由吾苏维埃农民协会还款……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０日”。成文起因是抗日缺钱粮借款，成文企图就是要证明杨靖宇借款，要“三分利”还借。可没有写清还债时间与具体还债人。这有什么用？这样写可以永远不还。却写出“抗日胜利，由吾苏维埃农民协会还款”。１９３９年中国正处于危难时期，谁知道抗日何期胜利。再说抗日时期，国民党政府管辖全国，由满洲国统治东北。“苏维埃农民协会”在东北不是抗日权力机构，事实早已被取代，没有了这种机构，哪能还债？按理说应杨靖宇来还，借款时能想到杨靖宇一年后牺牲。成文企图与所述矛盾，是编造出来的文献。

四、在情节过程中查疏漏，确认虚假文献

一些虚假文献所叙述的情节过程，常常出现与事实相反，或者根本性错误。一是时期、地点与人物不对。二是事件发生过程和结果不符。三是当时还没有某种名称、语词、称谓、器物等。四是情理悖谬、掩耳盗铃。五是当时还不具备那种条件基础和能务。六是画蛇添足、无中生有等等难以概括全面，举几例说明。

例如，《李济深潜伏证》，１２８开卡片，正面印“南京政府特别潜伏令”，背面印有“南京政府特别任命李济深潜伏华中地区从事秘密情报”。该证文字内容情节情理悖谬、荒诞无稽，纯属虚假伪造。李济深曾任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后被蒋介石囚禁南京。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团结抗战。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１９４８年主持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新中国成立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南京政府”没有资格与权力给李济深颁发“潜伏令”，李济深也用不着、也不能潜伏去“从事秘密情报”。“南京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一种代称，因为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发布文件不能用“南京政府”。再说潜伏是一种秘密行动，极少数人掌握和知道，一般单线联系。印成证件已发，很多人就会知道，也就无密可保，不能潜伏了。

又例如，《一二九运动传单》，３２开绿色大字报纸，竖写油印字迹，标题是“一二九运动传单”，结尾处有“还我青岛”、“废除廿一条”、“惩办卖国贼”等口号。见到此传单，便可确认为伪造品。首先不应当有些标题，“一二九运动”是以后确定的事件名称，当时并不明确是政治运动。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企图控制冀、鲁、晋、察、绥五省，在严重民族危机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１２月９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影响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因而将这场运动称“一二九运动”。再说传单中的口号“还我青岛”、“废除廿一条”是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与“一二九运动”无关。这是编造传单才不了解近现代史，套用五四运动时的传单写成的。

再例如，２０世纪三大的伪书，《当代名人轶事大观》、《石达开日记》、《足本浮生六记》，疏漏百出，学人多为笑谈。

《当代名人轶事大观》，托名吴趼人所著，吴趼人及后裔都否认写此书。其中许多内容情节凭空杜撰、张冠李戴、差错迭出，有点文史知识的人就能识破。至今还未考证出是谁人伪作。

《石达开日记》，在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讨论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相当作用，不少著论家纷纷引用，对石达开评价成了关键性蓝本。后来发觉上了当，其中不少情节过程是错误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差错极多。经多方证明和查对，原来是常州人许指严伪作，许嗜酒成癖，欠债累累，情急之下，想办法编造成文，由世界书局沈知方支持出版。为害无穷，现在还有不少学人引用其中的材料，研究成果与水平可想而知。

《足本浮生六记》，六记是《闺房记乐》、《闲情况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山史记历》、《养生记道》。其中的内容情节纯属编造，离奇荒诞，驴唇不对马嘴。刚出版时鼓噪喧天，稍后被弃之茅厕。

通过内容情节，确认文献赝品的环节和例证多得很，难以归纳概括清楚。从事文献鉴定工作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