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赝品文献在文字风格上显现的假象

文字风格指的是，遣词造句、句型句式、语句长短等文字上表现，有的浮华藻丽，有的朴实直白，有的含蓄藏锋，是起草执笔人文风和性格的流露。毛泽东的文字风格，生动、朴实、浅显，寓意深远，博大精深。胡适多次赞扬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是他得意学生。鲁迅的文字风格晦涩难懂，笔调犀利，入木三分。现在出现的赝品文献，在文字风格上与原作者相差甚远，假象环出。

例如，《胡适告国民书》。

胡适是近现代著名学者、文化名人，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他的文字风格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诙谐有趣，寓于哲理。然而这篇伪造的《胡适告国民书》中却有这样的语句:“国民崇尚杜威实用主义的真谛，断言拒绝接近阿毛、阿狗们的衷心劝告，虚无党徒恬不知耻、徒劳而已，老天爷会惩治他们的，上帝也不会饶恕他们的。举起你的右手高喊打倒虚无主义，举起你的左手高喊打倒卖国奴才！”这段话完全不像胡适的文字，胡适也决不会写出这种语句不通、含义不清的文字。后经查对是一名中国青年党徒托胡适的名字写的。

四、赝品文献在专用术语中显露出的假状

专用术语或专门语词是社会各界，在语言交流和文字表达过程中，所使用的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的一种用语。这种用语经过时间与实践的考验，有特殊的含义与内容，其他领域也可使用，但含义就变了。如数学领域中的函数、积分、极限。物理学中的熵、焓、超导。化学中的化含、分解、离子键、聚集态。专用术语、专用语词涉及面极其广泛，多得无法概括和统计，像各地方的方言、俚语、脏话(骂人的话)，究竟有多少，谁也搞不清，甚至连含义都不清楚。当然专用术语也在演变和扩散，但在本专用系统范围内，本义是不会变的，而一些赝品文献中专用术语的本义发生了变化。

例如，《××县近年来教育对数变化》该文中有这样几段文字，使用了“对数”专用语，“为了展现××县近年来的教育状况，我们列举近几年出生率与入学率的对数变化，进行对比”。“1998年出生率1.2％，对数入学率82％。1999年出生率1.1％，对数入学率89％。2000年出生率0.9％，对数入学率93％”。看了这段文字，马上就看出，起草执笔人误用错用了“对数”这个专用术语。“对数”是个数学专用概念，用数学表达是，若ab=N，则b叫做以a为底N的对数，例以4为底，42=16，2就是16以4为底的对数，记作log416=2。显然起草执笔人不理解、不知道对数真实含义，误理解为对比、对应的意思。这个材料系××县办公室副主任为参加评比会，瞒着县委县政府教育部门自己编写上报的，后来被揭露出来。

五、赝品文献的习惯性错别字中显露出来的破绽

错别字是写作过程中常见的弊病，恐怕会写字的人都有这种经历。古代有“鲁鱼亥豕”的典型事例，近现代的典型更多，多得无法枚举。错字无非是“缺胳膊少腿”，同音取代，形体近似；别字是同义字，异形字、多音字的代称，又叫白字，错写错念。错别字自然是错字和别字的合称。错别字也有其规律性，就是习惯延续性和可释性，错别字不容易改正，还能分析出错的原因和根据。

而赝品文献在习惯性错别字中，违反错别字的规律性，显露出不少破绽，一是不该错的也错，说不出错的道理。二是故意造一些错别字。三是繁简不可倒序的字。四是译著(注)人地名不按当时译法。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例一，《太平天国讨清妖檄文》该《檄文》落款时间为“癸丑，三月。”“癸丑”是干支纪年第50位即1852年，咸丰三年。按中国传统纪年法“癸丑”并没有写错，可用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就错了。因为1852年太平天国颁布冯云山创制的《太平天历》，仍采用甲子即干支纪年，但将其中的地支“丑”、“亥”、“卯”名称，改为“好”、“开”、“荣”，两广人忌讳“丑、亥、卯”的发音。“癸丑”应写为“癸好”年。编造文献者不了解这个情节。

例二、《皇太后懿旨》该《懿旨》有一百余字，竖写毛笔字迹，通篇繁体字。一看就知道伪造、伪抄文献，其中皇后的“后”字错了，错的没有道理。“后”字是个繁体字，后来简化为“后”。但皇后的“后”字没有繁体字，皇后的原本字就是“后”字。现在通行简化字，过去是繁体字。不了解“后”字的文献编造者误将“后”字繁体化，造成了不应有的错别字，漏出破绽。

例三，《斯大林进攻东北令》此“命令”系单页纸，竖排铅印，“斯大林同志”几字多处出现，标明时间是1945年7月3日。见到“斯大林”几个字，就可以确认不是1945年的原文献。“斯大林”几个字并没有错，但并不是1945年当时标准音译字，当时没有统一，译作“史达林”、“史塔林”、“斯太淋”等近似的音，在国统区甚至译作“屎踏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由马列编译局统一规定译作“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国外人名。1949年前音译名“斯大林”就是错别字，就不是原文献本体。

通过书面语言，确认赝品文献，不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这里简单的概括一下，实际还要复杂得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