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也多崩疤，刃部锋利，刃尖多断残。这种玉锛形斧可能是专用作雕刻的小型工具，故与该遗址出土的石斧、铲状石器、石刀、石敲砸器根本不同。距今７５００－６０００年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出土玉斧４件，均为专用的小型雕刻器。长海小珠山下层出土舌形玉斧、庄河北吴屯下层出土梯形玉斧等都是实用的利器。至距今６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的辽东诸古文化遗址仍出土实用性的玉斧、玉锛、玉凿等玉工具。距今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玉工具渐少，出现了新型的玉镞。吉、黑两省古遗址也出土玉凿、玉镞、玉斧等玉工具，不一一例举。可知，内蒙敖汉及东北三省出土古玉器之中，斧、凿、锛、镞占有一定比例，专用于雕刻，与大件石器分工明确，显示了这些古遗址玉人对玉的质地坚韧的优势有了深刻了解，在使用上也是方向明确、用途专一。同时也表明，这些古遗址的玉石分离已初步完成，在认识上、实践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可以说，玉、石两种工具的并存及功能的专业化、型制规范化则是玉石分离的鲜明标志及其分水岭。

　　东北三省玉工具的出土不是该区的特殊现象，而是全国东南、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普遍现象，仅在时间、功能、形制方面略有不同而已。较为特殊的是陕西南郑县龙岗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晚两期４１６座墓葬中出土了斧、铲、锛、刀、镞等５种玉器共２６件，其年代距今６０００－６２００年，发掘者指出：“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生产工具，玉料来自四川汶川，也不排除个别玉料出自更远的产地。”古楼兰遗址发现采集的玉斧，笔者所见共４０件，均为无孔小型手斧，工艺粗放，玉料来自阿尔金山和戈壁，其中３５件玉斧和玉箭镞、玉矛头各１件，共３７件玉工具和玉兵器，存于库尔勒博物馆，已有专文发表，此不赘言。

　　上述情况说明，玉工具的打制和使用起于距今１２０００年，终于距今３８００年，但古蜀国和台湾花莲卑南文化迟至距今３０００年。我们不能忽视出土或采集的实用性玉工具的存在，亦不应否认其为玉器的属性，应当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创造特质财富所作出的贡献。也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它在玉石分化的过程中充当光芒四射的界标灯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我们客观地、科学地估量玉工具（“以玉为兵”）在玉石分离上的重大价值的话，它就是我国玉石分离的一座巍峨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