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协助父亲接待中外来宾，一直是老马的“职责”。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先生 1957年首次来访时，意欲让售随身携带的佳能相机，马佑璋陪他到上海海关联系报税，后因税金过高而作罢；大约 1984年，水原携夫人来上海时到马家拜访，留下了一张国内邮人难得一见的合影照片。

三 1986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江苏省推举马佑璋参加。其时，马任全作为第一届全国集邮联副会长，是“二大”的当然代表。父子二人同为代表，在会上传为佳话。“二大”期间， 78岁的马任全先生与张包子俊先生同居一室。会议间隙，马佑璋都在二老房间陪侍，接待来访的各地代表。其间，我国第一位专业邮票设计家孙传哲来访，谈及他将因“年龄过限”，不再被安排担任理事。孙老自诉身体尚好，还在坚持从事邮品创作，言谈中对理事一职颇有眷恋。二老对孙老的心情十分理解，但又不知如何满足他的心愿。对此，马佑璋提议，与父亲在上海小组讨论时可建议保留孙传哲理事一职，征得小组成员同意后再提交华东区大组复议通过，然后向大会主席团报告。二老当场表示赞许。于是在次日的会议中，按上述程序一一过关，孙老如愿以偿。会后，孙老兴奋之余，向老马提供了自己的传记材料。老马在 1987年第二期《江苏集邮》上发表了《耕耘邮田硕果累累》一文，这是集邮界较早介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事迹的文章。

四马佑璋秉承父志，但并没有躺在父亲奉献中国集邮事业的“功劳簿”上，也从不把自己笼罩在父辈的光环中，而是情有独钟地设计和描绘着属于自己的集邮蓝图。这些年来，他既潜心汲取着前人的邮识营养，又在中国集邮的沃土上探索着自己该走的路。

长期以来，老马主要收藏各种中国邮品，兼集一些国外专题邮品。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他独辟蹊径，重点收集中国各时期的邮政用品，最后定格在民国时期的明信片上。经过多年收集和研究，编组出《中国明信片牗1914— 1932牘》邮政用品类邮集。尽管此题材范围内不存在特别贵重的邮品，但老马在收集和研究中发现，不仅有一些品种收集难度较大，而且在知识和研究方面也要求较高。经过对这部邮集的逐步充实和改进，该邮集在国际大展中两次获得镀金奖。国际集邮联邮政用品委员会主任哈金斯先生来华讲学时，就把这部邮集作为案例点评，给予了较高评价。

1988年，老马接受相应培训，并经考核通过后，首批被聘任为我国国家级邮展评审员，指导和帮助全国各地邮友按照 FIP的规则编组邮集。 1995年，老马担任江苏省邮协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和邮展委员会主任。 1997年，他编组的邮集在莫斯科世界邮展上获得镀金奖，这是江苏省邮集首次在国际邮展中“沾金”。从此，江苏省先后有八部邮集在国际性邮展中获得镀金奖以上的奖项，并有十部邮集在全国邮展中获金奖或大金奖。

江苏省每一部获金奖邮集，几乎都曾得到老马的指点，有些邮集中珍罕邮品的收集，也得益于老马的帮助。老马胸襟开阔、真诚待人。对不同水平的邮集和不同层次的邮集作者一般都以鼓励为主，分类指导，受到了邮集作者的好评。

老马为人坦诚，对事直抒己见。当集邮受到邮市狂飙冲击时，为了维护集邮者的利益，他总是反对炒卖发行期内新邮的违规行为，告诫集邮者不要参与其中，以免受害。不论是接受记者的采访，还是在报刊上发表对邮市的评议文章，他都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还曾当面向国家邮政局主管邮票发行的有关同志提出，邮票只有在作为邮资预付凭证使用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允许新邮在发行期内投机炒作，后患无穷。他甚至还曾当面指责过某些集邮报刊的记者，痛斥他们宣传炒作发行期内新邮的行为有违职业道德。在各种集邮论坛上，老马都反复强调集邮知识贯穿集邮的全过程，集邮者的集邮兴趣应在于邮识的增加，而不是期望在经济上获得收益。这些见解深得邮友们的认同。

子承父业，终有所成。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和缅怀，也为了年轻邮迷重睹早巳售罄的《马氏国邮图鉴》，老马正在对父亲这部传世遗著进行补充修订，以期再版。付梓之日，当举杯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