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茶叶经济研究为繁荣茶叶事业作贡献

20年代，吴觉农用阶级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发表了《中国的农民问题》（1922年）、《庚子赔款与中国农民》（1924年）、《农民运动的意义与方针》（1927年）等著名论文，其中《中国的农民问题》曾被毛泽东选用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教材。

他以剩余价值理论作指导，大量论述了中国茶叶经济问题，出版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中国茶业问题》两部具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茶学名著，指出：“洋行敲诈茶栈，茶栈压迫茶号，茶号受到双重剥削，又循环转嫁到茶农身上”，“长此以往生产无法发展，技术无法改进，华茶又怎么能不衰落呢？！”为此，他设想在茶叶生产领域，举办茶农生产合作社；在流通领域由国家直接运销国外。在他的推动下，皖、赣两省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管运销；实业部采纳了他的建议，由部牵头，皖、赣、浙、闽、湘、鄂等省联合集资，成立了官商合营的全国性茶叶公司。

1978年吴觉农在研究世界茶市后，亲自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区）茶业资源作考察，主张大力发展红碎茶。他认为，世界茶叶总销售80多万吨，90%以上是红茶，而红茶中98%以上是具有浓、强、鲜的品质特点，和香味很浓的红碎茶，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销路广阔的大宗茶类，而且世界的年销量正以2%的速度增长，发展红碎茶，扩大出口创汇意义重大。据此，他提出在南方建立生产基地。1978年发表《关于发展云南、广西、广东及海南岛等地红碎茶生产的前景》文章，并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出建议；同年，提出《关于由国家贷款扶持公社茶园和筹建茶厂发展红碎茶的建议》，由全国政协转国务院主管部门。同时，在农业部召开的中国农学会和各分科学会上，他作了《跟上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红碎茶》的发言，随即作为建议，由中国农学会转呈中央。他积极撰写了《略谈茶树原产地和外销红碎茶问题》、《发展广西茶叶生产的初步意见》、《关于加快云南茶叶生产的建议》等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战略性建议多被采纳。目前，我国南方已建立了一批优质红碎茶基地，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1982年，他在研究茶叶税利时指出，茶叶税一直沿用50年代初期的高税政策，实行按毛茶山价40%的统一货物税，他认为当时为积累建设资金是必要的。而经营部门亏损，他认为茶叶收购价应逐步提高，税收如果不减免，经营部门将亏损更大，势必影响出口的积极性。他主张采取国外产茶国低税、免税甚至补贴的鼓励办法。借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的机会，提出减免茶税的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已部分采纳实施。

吴觉农一生不仅对茶叶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治学、处事、待人等方面也做出了榜样。

1942年11月30日，他在财政部茶叶研究所工作时曾以“五种工作态度”勉励全体职工，一是“公而忘私”，就是公私分明，不能因私废公；二是“动静兼顾”，就是办事要冷静，工作要主动；三是“即知即行”，就是说做就做，不要怕错；四是“替人着想”，就是对人对事都要为人着想；五是“训练自己”，就是要勤学苦练、锻炼身体、努力上进。这些话语重心长，富于哲理，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有教育意义。

吴觉农公私分明，廉洁奉公。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时，检余的茶叶决不轻意拿走或私用。抗战时期，在贸易委员会和香港富华公司办理茶叶统购统销工作时，对购销价格、仓储费用都一丝不苟，公正地按规定的办法严格执行。这种不要钱，不营私的品德倍受大家称赞。表明他一生切实做到了廉洁自守、清者自清。

吴觉农对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但对他人的困难，却慷慨解囊，常以有限的工资和积蓄，资助青年升学或出国深造或作生活接济。去世前将其位于北京站口之房产，捐献作为筹建中国农学史料馆之用。　

吴觉农为振兴祖国茶业，鞠躬尽瘁。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还去民族文化宫观看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展览，发表了他生前最后一次谈话：“我一生当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还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里去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充分体现了老一辈专家对茶叶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1989年10月28日，他与世长辞。他的高尚品德和为我国茶业建立的功勋，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