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之一[8] 。及至民国初年，湘茶在全国仍具有优势地位。1914年，有茶园面积10.47万公顷，产茶8.05万吨，茶叶出口额仍为全国之冠[9] 。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至建国前夕湘茶已陷于中落境地，出口频于绝境。经四十年的奋发努力，至1988年湘茶已东山再起，该年全省有茶园面积11万公顷，产茶8.2万吨，出口3.38万吨，创汇5966万美元，其面积居全国第一，产量仅次于浙江屈居第二，出口和创汇分别占全国的17%和14.8%。

二、湘茶生产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

茶树原产于温润的热带、亚热带低山丘陵区，为多年生带叶常绿植物，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选择较为严格。一般要求年平均气温15℃以上，冬季月平均气温不小于10℃，夏季月平均气温不超过32℃，多年最低气温不低于－10℃，?10℃的有效积温不少于3000℃；年降雨量?1000毫米，月平均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茶树生长期内的相对湿度在80%左右，土壤湿度75%左右；喜红、黄色等漫射光，直射光不宜超过37%，日照时数以年平均1500小时为宜，喜云雾多弱光照生境。茶树根系发育，要求深厚肥沃疏松而排水条件良好的酸性沙壤土。一般以PH值4.5～6之间，孔隙度为55%，有机质含量2～3%，含全氮0.01～0.2%、全磷0.07～0.2%、全钾19～20%，速氮60～90PPM、速磷6～8PPM、速钾120PPM，土层厚1000厘米左右，地下水位?80厘米为宜。

湖南省境位处长江中游和南岭山脉中段之间的内地腹地，地理坐标为东经108º47?～114º15?，北纬24º29?～30º08?之间，距海最近距离仅400公里，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暖湿环境。冬季最冷月平均气温4－7℃之间，夏季最热月平均气温32－30℃以下，年平均气温16－18℃，日平均气温?10℃的年活动积温为5000－5800℃，持续期230－240天，极端最低气温一般年平均－7℃；省境全年日照时数1260－1868小时之间，大部分地区日照百分率在30%－40%；年降水量1200－1700毫米，茶树生长期的4－10月，月降水量均在100毫米以上；相对湿度虽因地、因季节而异，但多在80%左右，土壤湿度亦多为75%左右，其温、光、水、热等气候因子均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和培育。湖南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6.62%，另有占全省总面积13.87%的岗地。在占全省66.62%的山地丘陵面积中，其中海拔300－1000米的面积占有48%，坡度5－25度的面积占有31%。在土壤成土母岩中，花岗岩、变质岩、沉积砂页岩占41%以上，其发育的土壤呈微酸性反映，质地砂、粘适中，无机养分丰富，自然肥力较高，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和发育。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省境山区和湘北洞庭湖的一些岗丘地，光热水土条件组合好，往往是茶树生长的适宜区域。尤其是700、800米甚至1000米以下，300、500米以上的向阳山丘缓坡地和台地，一般冬无严寒冰冻，夏无酷暑高温，终年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弱、雾气大、漫射光多、风速小，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茶叶的肉质发育，往往成为湖南优质名茶生产的最适宜区域。

茶树的种质资源是茶叶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湖南茶树生长的各种小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使湖南茶的种质资源极为丰富。据调查，全省有19个地方品种类型，19个新品品种[10] ，分属于红茶、绿茶、黑茶、黄茶和乌龙茶等类型。至于野生茶种仅衡山一地就有20多个[11] ，其中有的还是珍贵的名茶原料。《潇湘听雨录》载：“湘中产茶不一其地，佳者有衡山之‘钻林’。盖极高岸磴所产，日色不到之处，往遣捷健樵者缘木杪采之，土人极贵重。近有效江浙焙制者，居然名品”，实际上这就是生长于衡山悬崖哨壁之上的一种野生茶树。

湘茶发展进入现代商品茶阶段，仅有良好的宜茶自然生态环境还不够，其较为优越的社会经济背景尤为重要。首先，需要开阔眼界、拓展市场。这对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自古以来形成的农业经济特征没有明显改观的湖南并非易事。恰逢道光年间湖南形成了以前湖广总督陶澍（湖南安化人）为核心，包括魏源（湖南邵阳人）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内的带有近代色彩的第一个人才群体。尤其是其中的魏源，以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近代眼界看世界之先河；咸同年间又形成了以曾国藩（湖南双峰人）、左宗棠为首的第二个人才群体，全系湘军集团成员，在当时清政府所设的八个总督中湘军占有其五，十五个巡抚中占有其九，其中不少是洋务运动的中坚，“湘运之兴”的功臣[12] 。其时“迨海防既开，华茶运销外洋……一般茶商乃纷纷改制红茶”③，在湖南浏阳等地，甚至出现农民“拔麻种茶”，扩大种茶面积，增加外贸出口[13] 的情况，使湘茶不仅有了国内边茶、官茶市场，而且出现了极具影响的世界市场，这与湖南早期人才群体的推动不无关系。其次，需要有邻近制茶中心和销售市场的区位交通优势。这对于 “居有山川之险，终鲜交通之利”[14] 的湖南来说，区位和交通均无优势可言。可喜的是湖南东部有湘江洞庭湖水道，北通长江，与武汉相联；南溯湘江、耒水，经郴县、宜章陆路与北江衔接直达广州。其时的武汉和广州都是对外的重要通商口，也是重要的茶叶加工和外贸中心。清道光末至咸丰年间，湘中各地茶叶就是在湘谭集中装运广州的。当时宜章境内有货栈二三十所，肩货往来于南岭的劳动大军不下十万。与广州毗连的郴州亦形成了新的茶叶生产和加工中心，仅郴县在道光、咸丰年间，茶叶产量由250吨猛增至于1600吨，大部分由粤商运至广州而后销往欧美和南洋[15] 。与此同时，咸丰年间的晋陕商人与俄商在岳阳、临湘采办黑茶和老青茶，由汉口运销西北、华北以及俄蒙等境；由粤商采购石门、慈利生产的红毛茶运往湖北渔洋关加工，以“宜红”名称装运上海供应欧美各国[16] 。从而促进了湘江流域、洞庭湖环湖山丘乃至湖南全省的外销商品茶生产。再次，要求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由于茶业经营是一个由茶树种植和管理、茶叶加工和包装、成品茶储运和销售等多环节组成的系统工程，具有劳动密集型性质，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条件和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自清以来湖南人口获得迅速发展，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达1989万，宣统三年（1911年）更增至2340万。其时洞庭湖环湖地带已是“濒湖开垦无虚土”[17] ，偏远的湘西山区龙山县也是“尺寸隙地，无不垦辟”[18] ，已表露出湖南人多地少的矛盾。茶叶是技术性山地园艺作物，既不与粮争地，又可容纳较多劳动力，正好解决了湖南部分劳动力的过剩问题。

三、历史时期湘茶发展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回顾湘茶发展兴盛的历史过程，对当代湘茶复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一是精心培育和制作名品名茶；二是不断调整茶类结构；三是择优布局，集中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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